蒋梦麟是北京大学任期最长的校长。自1930年底他辞去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职务，正式担任北大校长。他一直担任校长职务，直至抗战胜利将位子交给胡适，共计15年时间。

而蒋梦麟主管北大校政的时间，远远超过15年。

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蒋梦麟是蔡元培的早期学生，1919年初，即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格，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爆发后，受蔡元培委托，任代理校长。由于代理校长当得不错，蔡元培回国后，1919年9月，又聘请他任总务长。

蔡元培在北大当了十年校长，自称“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这剩下的五年时间，是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处理校政。

蒋梦麟对北大的贡献，并不亚于于蔡元培。

蔡元培给了北大带来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民主校风，而蒋梦麟则对这一校风带来的散漫与偏激进行了纠正，强调“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在他任内，聘请了钱穆、顾颉刚、傅斯年等大师，北大进入了更注重学术教育的时期，位列民国五大名校之一。

傅斯年曾在北大校庆时，发言称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而办校比胡适给力，蒋梦麟学问比不上蔡元培，而办校比蔡高明，蒋梦麟则笑称：“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自谦“北大功狗”的蒋梦麟，对北大发展和中国教育的贡献有目皆睹。

但这位名满天下的北大校长，却与自己三个儿子关系一直不睦，他的长子蒋仁宇、次子蒋仁渊、幼子蒋仁浩自少年起，与父亲很少往来。国民党败退时，蒋的三个儿子都没有跟随父亲前往台湾，留在大陆工作。

从此海天茫茫，一别终生，直到1964年蒋梦麟病重时，被第三任妻子徐贤乐逼索财产，气恨而亡，身后只有发妻生的一个女儿给他安排后事，凄惶异常。

而这一切，都起因于他与第二任妻子、秘书陶曾谷的情缘。

虽然蒋梦麟对北大建设立功厥伟，可也掩盖不了他在父亲责任上严重缺位、在婚姻家庭中任性处置的失误。

1、与发妻孙玉书生三子一女

蒋梦麟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曾在前清中过秀才，1908年，他考浙江省官费留美生落榜，其父为其筹集4千两学费，助其前往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先读农学，后改读教育学本科。

青年蒋梦麟

留学前，他和当时的中国男人一样，娶了父母为他选择的妻子孙玉书，一个受教育不多的本地乡下女子，婚后生下一子一女，长子叫蒋仁宇，长女幼年夭折。

在婚姻上，他与后任校长胡适颇有同病之苦，都是被包办婚姻的美国博士、北大教师， 学新文化、受旧桎梏，不过，蒋与妻子的感情还算不错，孙玉书性情温和，易于相处。

1917年，蒋梦麟留学九年后回国，将孙玉书从老家带往上海、北京，又生下两子一女，即次子蒋仁渊、三子蒋仁浩，和女儿蒋燕华。

孙玉书是个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女人，像传统妻子一样，她每天操持家务、生儿育女，把孩子们管教得不错，也给了蒋梦麟安定的家庭生活。

而身兼前清秀才与美国博士两种身份的蒋梦麟，既有传统文人“修身齐家”的想法，也有对现代爱情的向往，“五四”之后，身为北大代理校长、总务长的蒋梦麟，不禁开始憧憬他从未得到过的“爱情”。

蒋梦麟有位好友叫高仁山，与他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又同是北大教育系的教授，1925年，在北洋政府的高压统治下，高仁山与李大钊等人一起投身于反北洋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高仁山

1928年，高仁山被张作霖以“加入政党、散发传单、有反对现政府嫌疑”的罪名下令逮捕，1928年1月25日，被枪杀于北京天桥，其妻畏于白色恐怖不敢前去收尸，还是他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将高仁山尸体移到西山安葬。

北京植物园内的高仁山烈士墓

高仁山牺牲时年仅34岁，儿子高陶三岁，女儿陶燕锦两岁，其遗孀陶曾谷带着一双幼小儿女艰难谋生，很是不易，便将孩子送往高仁山的老家无锡江阴，自己出外找工作。

1928年底，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为尽故人之情，就将陶曾谷找来，成为自己的秘书，以便关心照顾。

陶曾谷年轻漂亮，是个摩登女性，曾在上海、北京任中学教师，独立能干有见识。

相处日久，40多岁、儿女满堂的蒋梦麟渐渐觉得，陶曾谷才是自己想娶的妻子，是与自己眼下的名声地位相配的伴侣，与陶结合，才是自己想要的爱情与婚姻。

2、发妻隐瞒其离婚消息，蒋梦麟却大鸣大放，登报宣告自己的新爱情

蒋梦麟与陶曾谷的感情日渐加深，消息满天，他不但没有后悔，反而向原配孙玉书提出了离婚。

孙玉书虽然为他生了三子一女，却没有胡适老婆江冬秀的泼辣能干，蒋梦麟1928年前往北京任教育部长时，也未将她再接去北京，她只能忍泪吞声，默默接受了蒋梦麟的分手要求。

此时，除了长子蒋仁宇在德国柏林大学读书，他们的次子蒋仁渊、女儿蒋燕华还在读小学，幼子蒋仁浩刚刚蹒跚学步，蒋梦麟却要丢下这一大家子人去寻找新的爱情，五四新文化运动给这位前清秀才的冲击，不可谓不大。

蒋梦麟心上也有愧疚，便以“离婚不离家”的方式安排了孙玉书的日后生活，在财产上对原配进行了一定补偿。

他们的离婚书上写着：孙玉书留在余姚老家，以儿媳身份孝养蒋梦麟的父亲至终老，可在老家蒋氏宗族内保持孙玉书“蒋家人”的地位；蒋梦麟在余姚老家的所有财产和将来的继承权，悉归孙玉书所有；三子一女的教育费用，今后由蒋梦麟承担。

这离婚书的本质，不过是将为他养儿育女多年的原配发放回老家，给蒋父当保姆，换得乡下的几十亩土地，但孙玉书为人老实本分，毫不争执，就在离婚书上签了字，给陶曾谷腾出了北大校长夫人之位。

两人离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孙玉书一直向子女隐瞒消息，没向他们说明自己的婚姻状态，直到1932年6月19日，《申报》公开报道了蒋陶结婚的新闻。

蒋梦麟与陶曾谷

还在走读小学的次子蒋仁渊看到报纸，震惊不已，匆忙跑回家把消息告诉了母亲，孙玉书却只是喃喃地说了五个字：“你爹变心了……”，再无一字怨怼。

旧式妇女，是被封建礼教所戕害，才变成一副束手就缚的羔羊模样。

在为蒋梦麟奉献了二十多年人生后，孙玉书就像一个被榨干汁的桔子似的被扔到一边，还要回家帮蒋梦麟尽孝，以成全“新女性”陶曾谷去完满蒋梦麟对现代爱情的向往。

倒是胡适老婆江冬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此大发雷霆，认为蒋梦麟道德上有问题，大约是害怕胡适亦步亦趋吧。

蒋与陶结婚当日，江冬秀把胡适关在家里，锁上大门，不准胡适前去充当蒋陶的证婚人，胡适不得已，跳后窗逃出，前往德国饭店证婚。

这一切，看在蒋梦麟的儿女们眼里，自有不平之感，除了后来跟蒋梦麟生活时间较长的女儿蒋燕华，蒋的三个儿子从此都对父亲敬而远之，与他产生了心结。

3、蒋梦麟在婚礼上宣称，他是为了对老朋友尽义务，才娶了高仁山遗孀

1932年6月18日晚，北大校长蒋梦麟与陶曾谷在德国饭店举办婚礼，跳窗逃家的证婚人胡适为之致辞，说他特别佩服蒋梦麟的“勇敢”，称赞这场婚礼“可代表一个时代变迁的象征”。

蒋陶婚礼，右二为胡适

胡适的发言，想来也是感同身受。

作为年纪相仿、经历相仿的同情弟，作为同样的包办婚姻受害者，他对蒋兄的“勇敢”洋溢着满满的羡慕之情。

当时教育界、新闻界舆论，对蒋梦麟抛妻弃子、另娶新人很不以为然，他办这场盛大婚礼的目的，就是为了平息舆情。

胡适发言后，46岁的新郎倌蒋梦麟在答谢宾客时，激动地宣称，他与陶曾谷是“从爱情的义务中奋斗出来的一条生路”。

他当众发言道：

“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能替老朋友尽义务。”

这种逻辑，气势磅礴，将爱情与爱国系于一体，将朋友义气与儿女情长合为一谈，果然不愧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联合教育。

为了继承高仁山遗愿，为了“替老朋友尽义务”，蒋梦麟勇敢地在对原配和未成年儿女的义务中“奋斗出来一条生路”，追求了胡适想要而不敢要的新生活。

1932年7月16日，《生活画报》第二期上刊登的关于蒋梦麟与陶曾谷的报道

婚后，蒋梦麟与陶曾谷情投意合，过着诗情画意的生活。

据《申报》后续报道，蒋梦麟每次外出，陶曾谷都随他前往车站送行，四季相伴于春花秋月之下，二人还常常在北海公园里散步泛舟。

而孙玉书则带着三个没成年的孩子，在余姚老家育子度日。

次子蒋仁渊在抗战时期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1942年春天辗转到大后方，在昆明找到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工学院电机系借读了一段时间，暑假后，前往迁移重庆的交大电机系复学，解放后在山东大学任教授，终身未娶。

抗战爆发后，蒋梦麟家乡沦陷，1940年，他将女儿蒋燕华与幼子蒋仁浩从上海接到了身边，与陶曾谷的孩子一起在昆明李庄读书，蒋燕华入西南联大外文系，蒋仁浩抗战后入山东工程学院电机系。

蒋梦麟的长子后来在中国外文出版专业事业局工作，在北京组建了家庭。

三子一女，均学业有成，成为各领域的专家，这背后有孙玉书作为母亲的巨大贡献。

1949年，蒋梦麟前往台湾之际，亲生孩子里只带了女儿蒋燕华随行。三个儿子全都留在大陆学习或工作，一来是与生父已经疏远多年，二来同情母亲遭遇，心存不平，不愿跟随已是国民党高官的父亲。

4、陶曾谷病逝，蒋梦麟三婚遇拜金主义的半老徐娘，晚景凄凉

蒋梦麟是在中了前清秀才之后才去的美国，30岁才受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冲击，某种意义上，他文化人格的底蕴早已定型。

新旧意识交锋之际，身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则矫枉过正，产生了一个固执的认识，认为传统婚姻完全没有价值，而勇于打破这种婚姻的捆绑，追求自我、追求真爱，是值得称许、值得推崇的事情，所以在抛弃原配这件事上，蒋梦麟自觉问心无愧。

五四的氛围和影响，令传统文人在人格转型时显得更为激进、更为偏执。

娶了陶曾谷后，蒋梦麟背后常遭人讥议，不仅因为他喜新厌旧，更因为陶曾谷常对学校事务指指点点，夫人干政，北大教授们纷纷对此表示不满。

这最终导致1944年，即将复校的北大教授团发生“倒蒋迎胡”运动，反对蒋梦麟再任校长，要求人还在美国的胡适回来接班，参加者中甚至还有蒋的老友傅斯年与周炳琳等知名教授，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夫人与多位谈不来”。

傅斯年后来在文章中直接点名称：

“蒋梦麟与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总是陶曾谷女士的贡献”。

踌躇满志、再振校纲的蒋梦麟从此与北大无缘，1949年，他携女儿蒋燕华、妻子陶曾谷及陶的孩子们去了台湾。

1958年，陶曾谷病逝，蒋梦麟在女儿、女婿的家中住了一段时间，本打算读书终老以养天年，可1959年时，他在圆山饭店宴席上，与民国时有名的美人、比他小22岁的徐贤乐相遇，顿时惊为天人。

徐贤乐

徐贤乐年青时是上海光华大学的校花，裙下之臣众多，曾与陆军中将杨杰结婚，婚后七个月就因为经济问题分手。

因为徐爱钱的名声在外，不但蒋梦麟身边的朋友张群等人，连宋美龄都特地打电话，让陈诚转告蒋梦麟不要与徐小姐结婚，如果结婚的话，老朋友们决不会跟他的家庭再来往，但蒋为情所困，难以自拔，这次婚姻，连向来支持他的胡适都坚决反对，在病榻上写了多封信件苦苦劝说。

胡适

1961年7月11日，蒋梦麟去医院探望胡适，答应不与徐贤乐结婚，但第二个星期胡适就得到消息，蒋梦麟已经在与徐举办婚礼了。

婚后没几天，徐贤乐就露出真实面目，她立刻接掌了蒋梦麟家中及蒋主政的农复会财权，指手划脚，克扣蒋梦麟生活，令他有饭都吃不饱之感。

左一、左二为顾维均夫妇，右一蒋梦麟，右二徐贤乐

1962年12月6日，蒋梦麟的腿摔伤了，住院开刀期间，徐贤乐全程没有照顾，在外高高兴兴地参加舞会，还要求蒋梦麟换小病房省钱，并趁机转移了蒋的财产，占据了农复会的房产，甚至过户了蒋女儿的存款与股票，令蒋梦麟寒心不已。

1963年初，蒋梦麟以每个月支付新台币3000元为条件，要求与徐贤乐离婚，徐贤乐可不是孙玉书，哪能轻易放过他，写了《徐贤乐覆蒋梦麟书》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说她之所以这么做，是蒋对她早有承诺：“因为你曾对我说过：以前一草一木属于陶曾谷的，现在全部属于你了。”

二个人在报纸上互撕了三个月后，又上台北法院打官司。

最终，1964年1月23日，这场轰动台湾的离婚案，以调解结案，蒋梦麟付出五十万元赡养费，重获自由身。半年后，身心俱疲的蒋梦麟离开人世，幸好，还有原配为他生养的女儿蒋燕华照顾他起居、为之处理身后事。

身为一代教育巨匠的蒋梦麟，在婚姻恋爱之中，频频为对方美色所吸引，却不注重人品修养，爱情至上，忽视家庭义务，这一场晚年痛事，多少也有他自己种下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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