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命运不济的风水之谜

中天易张永红整理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被国际上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伟大作家。蒲松龄生于1640年明朝末期的古般阳城东七里的蒲家庄，即今山东淄川地区。1991年10月，首届国际聊斋学讨论会，在蒲松龄故乡的山东淄博召开。

蒲松龄为什么一生坎坷，怀才不遇? 目前，研究历史人物都是从社会制度和阶级斗争角度去分析根源，除此之外，是否也有山川地理、三元九运等，即风水问题呢?

蒲松龄故居，风水“形法”分析

　蒲松龄故居的山东淄川地区有两条河交汇，一是“孝妇河”，传说是为纪念一位孝顺媳妇而得名；二是“般水”，九曲十八弯与“孝妇河”汇合。然而，两水汇合后“匆匆北下”入海，形成南高北低的大地势格局。按中国风水学“形法”，属凶格。这种南高北低的地势，在淄川东南的开发区显而易见，柏油大道的路北的建筑物大多呈现出前仰后卧的态势，有的索性就建在凹处。按中国地理区位而论，风水山环的功能是：

西要有山，以遮挡西面而来的“刚风”；

西北要有山，以遮挡西北方而来的“折风”；

北要有山，以遮挡北面而来的“大刚风”；

东北要有山，以遮挡东北方而来的“凶风”。

　然而，淄川被文学家描述为“四面环山”。但是，按地理格局分析，西、东两侧有山，西北有湖，北、东北无山。没有形成聚气的“山环”形势。蒲松龄故居，坐北向南偏西，即癸山丁向。因大地势原因，形成了蒲松龄故居北低南高，东高西低，宅形格局。

　中国风水学有：“气遇风则散”。这种使气散的风便是折风、刚风、大刚风、凶风。可惜蒲松龄故居的地于是形势均未能挡住。中国风水学又有：“风为送气之媒。”这种聚气之风指的便是东方来的“婴儿风”、东南方来的“弱风”和南方来的“大弱风”。可惜，蒲松龄故居的东方“婴儿风”却被东山拒之门外。正是“有山无环不聚气，婴风受阻刚风劲”的风水所忌格局。中国风水学有：“前高后低，长幼昏迷；后低前高，一生奔逃”之忌。昏迷----并非病态，而是指执著而不明智的精神状态。奔逃----并非逃亡，而是指奔波劳禄，背井离乡。

　由蒲家庄东大门进入蒲家庄的成S形的曲径，按《水龙经》原理，这种曲水可以有效防止“直泄水”的散气。可见，蒲家先民还是注意运用了风水知识矫正地势。但不幸的是，当曲径经过松龄故居门前时，正赶上“反弓”水，而不聚气。可见，主人在世时家业已不景气。蒲家世代读书，但却与仕途无缘，人生坎坷与蒲家地势风水成对应关系，不能说是一种巧合。

　高祖蒲世广，虽才冠当时，终了只落个“廪生”；曾祖父蒲继芳，也是才华出众，终了只落个“庠生”；祖父蒲生，也不简单，却一生默默无闻；父亲蒲般，知识渊博，但终困童子业(似“教书匠”)。祖上几乎都是怀才不遇，终困场屋。唯一有一官半职的是其叔祖蒲生汶，虽然好不容易中了进士，选授玉田知县，后因听说母病，在衙内汤水不进，竟吐血而亡。

　到了松龄这代，又是重蹈覆辙。十九岁，县、府、道三选第一，考中秀才，后来又战屡屡败北。1659年二十多岁时，屡试不第，其原因是“与八股无缘”(注意：这种执著而不明智，即是风水所说的“昏迷”)。无奈，二十多岁时，就回乡设馆，为人“代笔歌哭”或当“刀笔师爷”，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1670年三十岁，便南游谋生(注意，奔波劳禄，背井离乡，即风水所云“奔逃”开始)。归后乡试，又付之东流”；1687年，又满怀壮志去应乡试，还是依然如故；1690年五十一岁的松龄，再赴济南应试，这次一试通过，但二试不巧生病，又是石沉大海，至此松龄对天长叹：“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总之到1680年(康熙十八年)，过了不惑之年，松龄才结束了漂泊不定的“奔逃”生活，最远的一次是到扬州府当“刀笔师爷”。其间，便贯穿着每年一度的屡试不第的乡试。松自叹“天之亡我”，其实他终于悟出了风水真谛。天即宇宙即客观，天文、地理，古称“堪舆”，即今之风水，是“风水不助我也!”此外，蒲宅坎(北)、艮(东北)低下，也对相对应的“中男”、“少男”产生了不利人丁的影响：其叔祖中年吐血而亡以及其晚年几个孙子突然“被天花夺去了性命”等等。至于因其“两个嫂子尖酸刻薄”而受气、分家，亦是因坎位不足，阴盛阳衰的结果。

蒲松龄故居，风水“理法”分析

　蒲松龄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三岁时，明朝气数已尽，李自成高举义旗，吴三桂又引清兵入关，于是形成明王朝、清军和农民义军三股势力逐鹿中原的悲惨局面。他五岁时，是李自成的“永昌元年”，张献忠的“大西元年”，清朝的“顺治元年”，而明崇祯帝自缢煤山。一句话，是个改朝换代的动荡历史时期。

风水的“三元九运”有云，生在“上元吉”，而生在“下元凶”。一查三元九运，果然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基本处于下元! 可叹松龄生不逢时。

　聊斋正房是癸山丁向即是坐北向南的三间北房，一明两暗，门开南离。其隔断并非砖墙，而是下有矮墙上有木框结构的所谓“落地罩”所分割，气流通畅，可以一大间房论。床在东南角巽位，大八仙桌摆在正北坎位，小桌偏东也接近坎位，符合风水八宅法，即床、桌处于好气场的吉位。似乎没有什么风水问题，但一摆出相应九星运盘，问题出来了。

下面分析蒲松龄零岁～五十一岁聊斋正房的下元七运、八运、九运以及上元一运的运盘图。

①八运运盘：以八入中顺飞(运星不须论阳顺阴逆，一概顺飞)。

②山盘：坐方运盘为四绿，四绿是巽的洛书序，在二十四山方位图中统管辰巽巳三山，其天元龙巽属阳，故山星四入中后要顺飞。

③向盘：向方运盘为三碧，三碧是辰的洛书序，在二十四山方位图中统和甲卯乙三山，其天元龙卯的三元龙属阴，故向星三入中后要逆飞。

　先看八运运盘，八运艮(东北)方为“正神”，宜高，但低下，不吉。坤(西南)为方为“零神”，宜低见水为旺，即无水，不吉。这宅运不济的二十年间，恰是主人五～二十四岁风华正茂的好年华，却怀才不遇，屡试不第。

　宅运不济。床、桌也未赶上吉星高照。“1、4同宫发科举”是九宫飞星法的定律。然而床、桌及家具均未赶上。而且，后来的九运、一运运盘也均未见“1、4同宫发科举”的吉气场，焉能中举?

　作为癸山丁向的房屋，1、4同宫发科举的气场在七运运盘上有两处出现：即东南巽方和正西兑方。然而，七运的尾声，主人还是个不足五岁的婴幼儿，真乃生不逢时!

　九星中，2，5，3，7为凶星，请看床桌书房关键部位，毫无例外地全部赶上凶星，无论八运、九运还是一运，凶星伴随松龄一生!虽然座、向也曾赶上双八双九或双一到向到座，但也由于地势格局不济而无济于事。

风水虽云上元吉，但上元一运正神在坎北，宜高，但低下，宅不当运。吉星双一到向又有何用? 况且松龄在1690年即进入上元一运的第六年已是“五十知天命”的五十一岁高龄，应试已力不从心，终于发出长叹，“此天之亡我”。

　九星加临组合，很有奥妙。我们不妨重点看看青少年床位的3、4，年近花甲床位的5、6。3、4组合，3为凶星，4为巽木，不宜木生，故以凶论。主脾气急躁，事不遂心。而5、6组合，5为“五黄煞”凶星，属土，6为乾金，金被土生似应吉，但被凶星所生，以凶论。主头痛，口腔疾痛。

　床，在古代十分重要。它同时又是读书人读书写字的地方。我们参观北京故宫养心殿“三希堂”便可明了，三希堂是雍正皇帝读书的地方，原来古人是在床(北方为“炕”)上放一个小桌当“炕桌”，既可读书又可写文章。松龄老人最后“倚窗危坐而卒”的地方，便是本文所说的巽方床位。至于老人最后得的什么病，无从考证。但是，既然《聊斋志异》是一部借鬼狐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社会不满、个人科举失意的悲哀和愤慨的著作，既然“抒孤愤”是作者的动机，那么，“事不遂心”、“头痛”等双星加临的效果算是应验了。据向蒲松龄故居馆馆长了解，当年松龄并不走现在的东南巽门，而是走正东的震门。震木，对应肝胆，经常吸纳东方木气，必助肝胆，而肝又主“七情”的“怒”，这也是助长主人脾气急躁的风水原因，山东方位，本主肝木，这就雪上加霜，更使人难以“事缓则圆”，而助长了主人耿直的品格。

　综上所述，中国风水学的两个流派“形神兼备”，形势法以静态的，有形的因素为主，因而易被人接受和理解；而理气法以动态的，无形的参数，涉及许多现代科学尚无法解释的相互逻辑关系，有“玄学”特色，常被忽视和诘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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