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人谢启昆作《元昊》一诗写道：

戎幕千山百万师，雄豪嵬理自开基。

旋风纵击驼鞍炮，盘鸽惊挥鲍老旗。

畜牧皮毛轻锦绮，银牌铁骑召熊罴。

统传五代西平贵，二百年来霸业垂。

这首诗道明了李元昊创帝业、南北征战的戎马一生。李元昊生于1004年，小名嵬理。西夏语“嵬”是“惜”的意思，“理”是“富贵”的意思。史书记载了李元昊性格的多面性，如“性雄毅，多大略”“阴鸷峻谋杀”“性凶鸷，多猜忌”。就是他建立了横跨万里，与辽、宋、金鼎足而立的大夏王国。

李元昊喜欢穿白色的长袖衣衫，头戴黑冠，随身佩带弓箭。党项羌族尚武的精神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喜欢读兵书，《野战歌》《太乙金鉴诀》成为他的钟爱，因此，在他后来的生涯中，“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

除此之外，李元昊在文学艺术方面也有造诣，他擅长绘画，通晓佛学，精通汉、藏语言文字，尤其倾心于治国安邦的法律著作，这一切造就了李元昊成为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人。少年李元昊就胸怀大志，他当太子时，就反对父亲李德明臣服于宋朝的做法。

他曾说：“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他不愿因宋朝的一些小恩赐而放弃自己称帝立国的野心。他一继位，就开始积极准备称帝。

宋朝边将对李元昊的长相、气度、见识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说，使李元昊成为宋朝边将心中的一个传奇式人物，驻守在宋夏边境的大将曹玮想看看李元昊的真面目，派人四处打听李元昊的行踪。听说李元昊常到沿边的榷场来，曹玮便等在那里，但始终未见到李元昊其人。最后让人暗中偷画了李元昊的画像，曹玮看过之后不禁惊叹道：“真英雄也！”认为此人必将成为宋朝边境的大祸害。

时事造英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使李元昊最终成为西夏王国的建立者。李德明病故后，李元昊袭封，他以臣属于宋朝为辱，开始着手做独立称帝的准备工作。李元昊对夏州割据政权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内容涉及年号、官制设置、军事、礼乐、习俗等。

改元换姓。李元昊即位后，首先去掉唐、宋所赐的李、赵姓氏。而改王室拓跋氏姓为“嵬名”，自己改名“曩霄”，还去掉宋朝赐给他的西平王封号，改称“吾祖”（又作“兀卒”，党项语的译音，意为“荒诞”“可汗”“青天子”的意思。与中原的黄天子对立）。他借避父亲名讳，改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

建官制。李继迁之前，夏州政权中的蕃落使、防御使、指挥使、团练使、刺使等官职，都是中原王朝对党项羌各部实行羁縻统治时授予的。从李继迁开始“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到李德明时，定都兴州，并“大辇方舆，卤薄仪卫，一如中国帝制”。

李元昊为了给称帝做准备工作，他仿宋朝的官制，设立了文武两班朝官。设置了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院、汉学院等官职。这些官职分别由党项羌人和汉人担任。

改礼乐习俗。李元昊自认为是鲜卑拓跋氏的后裔，在文化习俗上也开始依照鲜卑人的习俗来规定。夏显道元年（1033年），李元昊颁布了“秃发令”，规定党项羌人不准使用汉人发式，三日之内一律按鲜卑人的秃发习俗剃发，“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他自己率先剃光自己的头顶，并穿戴耳环，以显示与汉人的区别。

一时间，党项羌人争相剃发。在服饰上，李元昊参照中原王朝、回鹘、吐蕃等族的服饰规定了党项羌自己的服装。用服装的颜色来区分人的身份等级，规定自己身穿白色窄衣，头戴红里毡冠，冠后垂红色丝带；文武官员们穿紫色、红色的衣服；平民百姓穿青色、绿色的衣服。

李元昊对以前受唐宋影响的礼乐制度十分不满，认为汉人的礼乐“不足法”，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缛节繁音，吾无取焉。”于是，他在机构中设置了专门掌管音乐的“蕃汉乐人院”。简化了礼乐制度，将“吉凶、嘉宾、宗祀、燕京”各种场合中的礼仪“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下令国中执行，不从者，格杀勿论。

大兴文教。在恢复党项民族传统方面，野利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同李元昊一样，兼通党项和汉族两种文化，史称他“多学识，谙典故”。李元昊命野利仁荣依据党项羌语，仿汉字笔画而创制了西夏字。李元昊对西夏字特别重视，把西夏字看成是自己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尊其为“国字”，在全境范围内大力推广。

在行政机构中专门设置了“蕃学院”，负责以西夏字撰写西夏与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的文书。在各州设“蕃学”，培养专门的蕃学人才。西夏文字的创制虽然有利于党项羌族彰显独立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党项羌族与中原汉民族之间的隔阂，不利于民族融合。

大兴土木。李元昊继位后，改兴州为“兴庆府”，同时为了配合他称帝的需要，又在李德明建成的兴州城的基础上大兴土木，广建宫城殿宇。据史料记载，李元昊新建的都城“逶迤数里，亭榭台池，并极其胜”。

他所建成的兴庆府在规划布局、建筑模式上，都是依照唐宋都城而建，就连城门的名称都仿唐宋都城，用“光化”“南薰”等来命名。今天，宁夏银川市的街区名称还有“光化门”“南薰路”等，其历史渊源就在于此。李元昊在贺兰山下还修建了行宫，专供皇家享乐。

经济上，注重发展农牧业。党项羌族人民自五代到李元昊继位的数十年间，已逐渐进入农耕时代。兴、灵一带地处黄河流域最富庶的前套，秦汉时，这里已引黄河水灌溉，开凿了秦家渠、汉延渠、汉伯渠，后魏、后唐时又开了艾山渠、唐徕渠。李元昊为了开垦贺兰山东麓一带的荒地，又开凿了一条新的渠道，称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李元昊还在国家机构中设置了“农田司”和“群牧司”，分别管理农业和畜牧业。

全面整顿了军事建制。李元昊把党项部落兵制与中原兵制相结合，建立了西夏的兵制。西夏的军队分为“正军”和“抄”。征兵的办法是：每两丁中取正军一人，每四丁中抽取二人为“抄”，每一正军配二“抄”。正军专门从事战斗，“抄”则随军担负杂役。李元昊为了加强对境内广大党项羌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统治，增强军事力量，根据西夏地广兵多的具体情况，把军队依所驻地域分为左、右两厢和12个监军司。

其中在今宁夏境内的监军司有两个，即左厢静塞军司和西寿保泰军司。每一个监军司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等数十名，分别由党项和汉族人担任，“每有事于西，则自东点集而西；于东，则自西点集而东；中路则东西皆集”，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作战机动性。

李元昊建国时的兵力约50万人，分布在以都城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其中兴庆府兵力7万人，灵州（西平府）5万人，河北安北路一带7万人，防止辽的进攻；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山、惟精山等5万人，防宋朝的进攻；左厢宥州路5万人；右厢甘州路3万人防吐蕃和回鹘；贺兰山驻兵5万人。

李元昊在政治、文化等方面有意标新立异，但实际上，这些不过是中原王朝封建文化的翻版，是长期以来党项羌族人民与李元昊的祖先们学习汉文化的结果。宋朝大臣富弼曾概括西夏“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属，行中国法令”，说明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必然对周边的少数民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民族间的政治、军事上的冲突，往往是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文化的交融。党项羌族对中原农耕政权发动大规模的撞击的同时，也在这种文化大交融中无法避免地被先进的农耕文明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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