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以兼爱非攻为主要思想，主张关爱他人，反对暴力和战争。与老子和孔子不同的是，墨子强调的是以兼爱之心来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是依靠道德修养或权力统治。他认为，唯有尊重他人、包容他人、帮助他人，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在他看来，非攻即兼爱，只有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包容，才能消除仇恨和冲突，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安宁。

#123狂欢节#

最早为中国文化争得世界身份的老子和孔子，是两位走在路上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今天讲述另一个同样走在路上，却比他们两位走得更杰出、更勇猛也更帅气的中国哲学家。

孔子出走，还经常坐马车。他最拼命，没有坐骑，只靠自己的脚，走、走、走。他为什么走得那么远又那么急呢？因为他要去阻止一场战争，拯救一个小国家——宋国。

因为他得到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正请了鲁班在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鲁班正巧是他的同乡，他有劝阻的责任和可能，但是要快。如果云梯造出来了，攻城开始了，那一切都晚了。他知道鲁班的技术很高超，因此就要紧赶慢赶。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思想理念。他的理念，可以用这么四个字来概括：一个叫兼爱，一个叫非攻。“兼”就是兼顾四方的兼，兼爱就是人人都爱，这比孔子讲等级的仁爱就要宽广的多了。非攻就是不攻，否定一切战争和攻击。

这四个字连在一起意思很痛快，那就是爱一切人，否定一切战争。正是为了这四个字，这个人越走越快。走在路上，这位哲学家还有一个醒目的特点，那就是黑。他的衣服是黑色的，鞋子袜子是黑色的，连皮肤也是黝黑的。

浑身黑色的墨子，在连续走了十天十夜之后，终于到了目的地，发现战争还没有发生，他松了一口气，立即去找到鲁班。接下来，他立即要发挥诸子百家时候的口才了。

鲁班问他，走那么远的路赶过来，到底为了什么急事？墨子说，有人侮辱我，你能不能帮我去杀了他，我会给你黄金。鲁班一听就不高兴了说，我讲仁义，绝不杀人。墨子一听，立即站起身来，深深地作揖说，楚国打宋国仁义吗？你说你绝不杀人，但你帮助打仗，明明要杀很多人啊。

鲁班一听有道理，但他说，我已经答应了楚王，那该怎么办呢？墨子说，你带我去见他。一见到楚王，墨子就说，有人明明有好车却去偷别人的破车，明明有锦衣却去偷别人的破衣，明明有美食却去偷别人的糟糠，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这人一定有病。墨子说，楚国又大又富，宋国又小又穷，你去打宋也有病。我这么说你可以把我除掉，但是我已经派了300名学生守候在宋国的城头。

楚王一听，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国，宋国得救了。这就是墨子对于“非攻”这个理念的成功实践。做完了这件好事大事，还有一个小小的幽默的结尾：为宋国立下了大功的墨子，十分疲惫地踏上了归途，仍然是步行。

走到了宋国，下起了大雨，他就到一个门檐下去躲雨，但是看门的人连门沿底下也不让他站。这就是他刚刚救下的宋国给他的回报。

想想看，如果不是这个淋在大雨中的黑衣男子，此地已经是战火熊熊。我只笑了一下想到，救苦救难的人谁也不认，喜欢显摆的人天下皆知。想着他又投入到雨中，于是他又成了一名孤独的黑衣步行者，只不过这次是走在大雨之中。

墨子以这种孤单英雄的侠义精神带出了一批学生，被称之为墨家弟子，他们也都是赴汤蹈火的道义之士，留下过一些惊人的事迹。比如，据记载，有一次一百多名墨家弟子，受到某君的委托守城，但是这个托他们的人找不到了，守城的托付却很难坚持，支撑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这一百多名墨家弟子便全部自杀。

司马迁所说的那种游侠精神，也就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品德，在墨家弟子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这种品德在后来两千年间，也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永远让人肃然起敬。

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号当中，把墨子推崇为平等博爱的中国宗师。他写道，古时候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另一位是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在《新民丛报》当中说，中国要救亡就要学墨子，他还专门写了一篇《墨子学案》，把墨子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培根、莫奈作了对比。对比来对比去，他说，一对比大家就知道谁轻谁重了。

当然，他觉得最重的是墨子。我本人很理解孙中山和梁启超先生的心情，我在诸子百家中觉得最感动又最亲切的也是墨子。这个为了和平步行千里的黑衣男子，这个一遍遍快步踏遍华夏大地的侠义男子，一直是我心中的精神偶像。

余秋雨是国际最具影响力的华文作家之一，知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携最新专辑《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用260堂中国文化课，从百家争鸣的儒释道讲起，连接唐宋元明清的思想文化，涵盖古今文化大师，并将现代中国文化置于全球性视角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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