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国并非没有可能通过战争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想做到这点，大体有三条道路。

　　第一种最为古典，即通过体制建设，激发出超常的军事效率，完成对周边大国的逆袭。历史上从人口到经济上都处于绝对弱势的游牧民族，能够入侵周边文明成功者，基本都是遵循这样的路径。

　　其通过游牧生活不断强化的军事能力，使之天然拥有更高的军事效率。然而必须注意的，能做到这点必须有其它条件相辅(比如你自身要先完成区域力量整合，比如准备入侵的国家正处在衰弱期)。有鉴于逆袭的难度过大，历史上真正能够成功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其实只是少数。多数历史时期，无法形成合力的游牧者们，最多只能偶尔去那些富庶的农耕之地打打草谷。

　　总得来说，巴拉圭还是想遵循这样一条古典路径，完成它的晋升之路。不幸的是，巴拉圭的军事独裁者过于迷信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忽视了地缘政治上的合纵连横。

　　要知道，即使是历史上曾经如日中天的蒙古人，在攻灭金王朝(蒙古各族曾经的宗主)时，也知道与南宋结盟。同时挑战巴西、阿根廷两个地区大国的做法，只能用一句英语来形容：no zuo no die。

　　小国逆袭的第二种做法，是敏锐的抓住新技术革命的窗口，凭借暂时性的技术代差上位。在这个问题上，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完成工业化，并对老大帝国的中央之国发动“甲午战争”、“侵华战争”的日本，是大家最熟悉的案例。

　　由于越是大国，在面临新技术革命时，旧有的内部利益越难平衡，小国往往具备“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获得先发优势。只不过要想将之转化为地缘优势，就必须在先发之后，完成在地缘政治上的突破，否则时间终将会拉平技术上的代差。到那个时间，决定彼此身位的将依然是人口、资源等硬指标。这一点，相信未能抓住历史机遇，现在不得不焦虑于中国崛起的日本，最深有体会。

　　不幸的是，巴拉圭并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在南美各国独立之初，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都面临一个内部整合工作。比如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并非一直是阿根廷的天然代表。这个富庶的前“拉普拉塔总督区”政治中心，在独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带着周边那些经济落后省份一起发展，甚至一度脱离阿根廷建立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国”(1853至1860年)。

　　相比之下，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完成地缘融合、国族认同的巴拉圭，进入状态就容易得多了。这使得巴拉圭能够在工业化效率上，领先周边国家一步，并在阿根廷内部一地鸡毛时，试图入侵阿根廷、吞并乌拉圭。

　　然而本质来说，巴拉圭的这种先发并不具备代差优势。无论是巴拉圭还是巴西、阿根廷都没有完成自我造血能力。这一短板，在战争中显露无疑。虽然“巴拉圭战争”被视为是工业革命后，军事工业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展现(在战争中使用了诸如：侦察热气球、加特机枪、电报等现代化武器)，但参战各国的装备几乎都是从欧美进口。巴拉圭海军迅速失去战斗力，很大程度便是因为自身不具备修理能力(同时无法将受伤的军舰，送出去修理)。

　　再来说说小国逆袭的第三条道路。这条路通俗讲就是 “大树底下好乘凉”。依托有所图的域外大国支持，赢得最后的胜利。典型的案例就是由美国做安全背书的以色列。

　　就19世纪中期的情况，以及对南锥体地区的影响力来说，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无疑就是现在的美国。几乎所有在后殖民时代发生在拉美的战争，都有英国势力做幕后推手。然而这并不代表英国人的深度介入，是在为“日不落帝国”扩张版图。这些做法更多是一种经济上的投资，希望在这片分裂的大路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就像美国在中东的所做所为，也不是为了领土一样)。

　　当你用商业思维来看待一件事情时，没有谁是不能够成为合作伙伴的。在投资巴拉圭的同时，巴西、阿根廷同样在与英国人合作建造工厂、铁路等。相比地域狭小的巴拉圭，这两个国家的市场要大得多。

　　这意味着，最起码从生意角度来说，巴拉圭并没有筹码让英国人站在自己一边。不幸的是，巴拉圭在不经意间还犯了英国人的大忌。对于试图用贸易来控制世界的国家来说，航行自由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顺畅且不受相关国家干扰的航路，才能支撑全球化的贸易网。

　　今天美国(包括英、法)，执着于用军舰在南中国海进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行动，便是基于这一战略因素考虑。如果有一天，中国也成了“航行自由”的坚决拥护者，大家同样不用感到奇怪，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实力不仅已经上升到，不需要在意有没有人在自己家门口遛弯，还可以去别人的后花园里彰显力量了。

　　那么，这一天有没有可能到来呢?“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一切都会有时间去验证的。最起码十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会成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而美国转而以“美国优先”原则自我封闭，应该是很少会有人相信的。

　　以巴拉圭战争相关国家的情况来说，航行自由的问题同样存在。具体来说，就是拉普拉达水系的自由航行问题。在整个流域相关国家，都拥有大量投资的英国人，非常希望航行自由能够得到保障。

　　尤其是他们在巴西的投资，能够顺畅的通过巴拉圭河、巴拉那河两条河流，打通前往大西洋的通路。问题是，这两大河流当时都是从巴拉圭的控制区经过。巴拉圭人虽然同样是航行自由的受益者，但却不愿意给予巴西以同样的方便。而一旦巴拉圭吞并了乌拉圭，拉普拉达水系的航行自由问题，将变得更加的严峻。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巴西会不愿意看到一个“大巴拉圭”出现，对本地区形势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英国，同样会不愿意看到一个搅局者出现。整个战争期间，巴拉圭不仅没有办法从外部获得资源，甚至出现了英国人提供借贷和武器，帮助“三国同盟”的局面。

　　当我们把这一切呈现在大家面前，还有谁会认为最终的胜利，会属于巴拉圭呢?毫无疑问，面对“三国同盟”的巴拉圭，是这场战争的最大的输家。战争中损失的人口，可以通过时间来恢复，但失去的领土再想拿回来，那就千难万难了。

　　既然巴拉圭败局已定，那我们接下来就把目光放在具体的领土问题上，看看谁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首先，整个战争的导火索“乌拉圭”，在领土上并没有任何变化。

　　当然巴西和阿根廷人也可以告诉乌拉圭人，如果不是他们出手，乌拉圭已经成为了“大巴拉圭”的一部分，这场战争是在帮助乌拉圭人“维护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只不过撕下这层面具之后，谁都清楚无利不起早的道理。如果不是因为两强之间需要制衡，不用等到巴拉圭出手，乌拉圭早就成为巴西、阿根廷的一部分了。

　　开战之时，巴拉圭试图吞并巴拉那河与乌拉圭河之间的“科连特斯”地区。这个有独立倾向的阿根廷省份，是巴拉圭打通出海口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唯有如此，才能够将巴拉圭与乌拉圭连成一片。

　　现在不仅这个战略目标无法实现，巴拉圭还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来补偿两个强邻。被阿根廷拿走的两块领土，分别位于皮科马约河以南以及巴拉那河以东/乌拉圭河以北。其中前一部分是巴拉圭与阿根廷存在争议的中查科地区。这一变化，意味着阿根廷完全拿到了中查科地区，将两国的边境线锁定在更有识别度的皮科马约河之上。

　　后一变化，则让原本贯穿巴拉圭境内的巴拉那河段，变成了一条两国共有的边境河流，对这一变化感到满意的并不止于阿根廷。身处上游的巴西、力主航行自由的英国同样也会感到满意。最起码从战略上看，即使以后再有一国像巴拉圭这样设置航行障碍，航道共有的现状也会大大降低受阻的风险。

　　事实上，航行自由对于巴西来说尤为重要。毕意巴西所主导的“巴拉那高原”，在水系上是被以巴拉那河为核心的拉普拉塔水系所覆盖。这片巴西领土如果想打通外贸窗口的话，水路要比陆路更加的节约成本。

　　除了保卫航行自由以外，巴西在这场战争后同样有领土上的收获。巴拉圭北部与巴西的边界，原本定位于巴拉那河右岸支流“伊维涅马河”一线，战后则不得不退后到现在的位置;其在巴拉圭河以东失去的领土，阿根廷其实只拿到了西半部，东半部则归属了巴西。如果不计算巴拉圭与玻利维亚存在争议的“北查科”地区，巴拉圭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几乎与其剩下的领土相当。

　　单纯从地理角度来说，巴西对巴拉圭的存在一直是不满意的。在地理结构上，这个小国并非一个纯粹的低地国家。尽管以亚松森为核心的“巴拉圭河河谷”，是整个国家的地缘重点，但巴拉圭河以东的大部分巴拉圭领土，实际是位于巴拉那高原之上的。自这部分高地森林中迁出的瓜拉尼人，成为了巴拉圭立国的基础。只是如果巴西人一定要固执的认为，自己应该占据所有高地优势的话，巴拉圭估计就只能灭国了。

　　从大国沙文主义的角度说，本质处在潘帕斯平原的“乌拉圭”，以及一只脚跨在巴拉那高原上的“巴拉圭”，算是两个高、低属性明显的地区大国(巴西和阿根廷)，各让出了一块天然疆土，以充当缓冲国。

　　纵观历史，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中国与俄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中。看起来都有些历史依据染指蒙古高原和图兰低地的中、俄两国，在经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后，博弈出了两个缓冲区——高地属性的蒙古，以及整体低地属性的哈萨克斯坦。

　　尽管上述角度看法，一定会伤害到相关国家的民族自尊心，但悲哀的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就必须明白一点：在地缘政治舞台上，更多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即使表面已经形成秩序，给小国以更多的政治空间，但丛林法则始终是大国用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最终救济渠道(这也是为什么大国们总是要进行军备竞赛)。对于小国来说，正视自己的定位，更多利用外交手段拓展空间，要比一味的穷兵黩武要用益的多。

　　历史上，正视自己大国缓冲地位的泰国，能够奇迹般的在殖民时代，成为除日本、中国以外的，唯一一个能够保持独立地位的亚洲国家。与过高估计自己能量，最终不得不惨淡收场的巴拉圭。算得上是一正一反的两个案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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