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时候的隶臣妾是徒刑的一种，指的是因本人犯罪或被俘获亲属连坐充作官奴的人，男性称隶臣，女性称隶妾。下面趣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在秦代，因隶臣妾是社会劳动领域主要的劳动力之一，所以秦代政府对隶臣妾的管理比较完备。隶臣妾虽然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但是在繁重的劳役之下，有不少的隶臣妾还是会选择逃亡。且在从事劳役的过程中，隶臣妾也会发生诬告或出现失职行为。为减少此类行为的出现，秦代政府专门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条文，以对之加强管理。

　　一、逃亡

　　在秦代，隶臣妾逃亡与盗同罪，且判罚标准以其逃亡时间为准。如岳麓书院秦简：“其隶臣妾殹(也)，有(又)以亡日臧数，与盗同法。”隶臣妾逃亡，按其逃亡天数计算，与盗窃同罪。“及诸当隶臣妾者亡，以日六钱计之”，即隶臣妾逃亡，其赃款以每日六钱计算。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载了一些对平民盗窃行为的处罚。

　　如士伍甲偷盗，“以得时直(值)臧(赃)，臧(赃)直(值)百一十”。应在抓捕时估价赃物，赃物为一百一十钱，但吏当时并未估价，在审理案件时才估价，“臧(赃)直(值)过六百六十，黥甲为城旦”，赃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判甲为黥城旦。问甲和吏应该如何论处?“甲当耐为隶臣”，甲应该判为耐隶臣，吏为失刑罪。

　　由此可知，秦代盗窃赃物值110钱，则耐为隶臣;赃值超过660钱，则黥为城旦。秦代盗窃没有死刑或残害肢体的肉刑，只有“加罪”且超过五人共同盗窃时，才有残害肢体的刑罚。因此，虽然按照秦代刑罚的原则，隶臣妾犯罪应比平民判罚更重，但是按照罪加一等的原则，也不会有死刑或残害肢体的刑罚。

　　秦代刑法严苛，隶臣妾逃亡却只按偷盗金钱数额计算，原因在于秦代政府想要保证社会劳动力数量不被消减。且根据秦简所记载居赀赎债的劳动所得为“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可知逃亡隶臣妾以一天六钱的判罚计算，就是计算隶臣妾所耽误一天的劳动价值。

　　秦代社会为农业社会，人力是国家的主要财富。为保障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尤其是农忙时节，秦代政府不会征发百姓服徭役，徒隶即是秦代首要的徭役承担者。隶臣妾作为徒隶组成之一，也是秦代政府看重的社会财富。

　　因而，秦代政府不会对逃亡的隶臣妾处以死刑或破坏肢体的肉刑，以保证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不减，同时这也对逃亡的隶臣妾有一定的吸引力。在逃亡生活与劳役生活相差无几时，且处罚没有死刑和破坏肢体的肉刑，一些隶臣妾会选择自首。

　　除此之外，规定隶臣妾逃亡后自首，罪刑减一等，这是秦代政府为减少隶臣妾逃亡现象采取的措施。岳麓书院藏秦简载：“及诸当隶臣妾者亡……其自出殹(也)，减罪一等。”隶臣妾逃亡，如果出来自首的话，罪刑减一等。隶臣妾逃亡后自首，除笞打五十下外并未增加其他刑罚，属于罪减一等。

　　秦代政府十分重视逃亡问题，除对逃亡自首者罪减一等外，对抓捕逃亡者的人的奖赏也很丰厚。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捕亡完城旦，购几可(何)?当购二两。”捕获逃亡的完城旦，应如何奖赏?应当奖赏黄金二两。

　　此简文虽不是为奖励捕获隶臣妾，但完城旦也是徒隶的一种，与隶臣妾性质相同。在丰厚的奖励刺激下，百姓对逃亡的徒隶不仅不会有包庇心理，而且会十分注意周围出现的陌生人，使逃亡者无处可逃。且秦代法律规定严惩雇佣罪人和逃亡的人的行为：雇佣罪人、逃亡的人，若是知道他们的情况，就按藏匿罪论处。不知情，雇佣超过五天以上，以留宿罪人的律文论处。

　　秦王政二十九年后九月戊戌以来，雇佣罪人、逃亡的人，即使此前被雇佣者已经死了或已经离开，只要后来罪行被发现，均按照法律论处。秦律规定，舍匿逃亡者，应受连坐之法，主人藏匿逃亡的收人、隶臣妾，应判处其耐为隶臣妾，其一起居住的家人年满十八岁的，与主人判罚一样。

　　主人家的奴婢不连坐，同里的典、田典、伍不告发，罚赀一盾。秦代法律对雇佣逃亡的人严苛的处置，体现了秦代政府对逃亡问题的重视。

　　二、失职

　　秦代，隶臣妾主要受官府调派，从事各种劳役。在繁重的劳役下，有的隶臣妾会有意或无意丢失毁坏官府公物，导致怠工现象和官府财物损失。为避免和惩戒隶臣妾怠工的行为，以及弥补官府的损失，秦律对隶臣妾失职行为有专门的处罚规定，其处罚主要依据隶臣妾失职行为的严重与否判定。

　　隶臣妾丢失官府的公物和牲畜，要予以赔偿。隶臣妾有丢失公家器物、牲畜的，从丢失的日期起每月扣除其衣食，但不允许超过隶臣妾衣食的三分之一。隶臣妾丢失东西众多，经过计算，隶臣妾一年的衣食也不足以偿还时，令隶臣妾居作。如果不令隶臣妾居作，或此人已经死亡，应令此隶臣妾所属官府的官啬夫和主管的吏代为赔偿。

　　秦代，隶臣妾的经济来源除家庭财产外，主要就是官府发放的口粮和衣物。其中，官府发放的衣物，隶臣妾中有妻子是更隶妾或自由人的，还应缴纳这部分费用。

　　有的学者根据秦简内容，计算了一个隶臣一年的劳动所值为二千八百八十钱，但官府提供的最低衣食标准只有八百八十钱。因此，秦代政府的此条规定，会激励隶臣妾尽忠职守，以保证政府提供的衣食不会因失职需要赔偿而减少。

　　如隶臣妾监领的城旦舂出现逃亡现象，隶臣妾的刑罚将加重。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隶臣将城旦，亡之，完为城旦，收其外妻、子。”即当隶臣所监领的城旦逃亡，应没收其身为自由人的妻、子，隶臣本人也应处完城旦的处罚。

　　在秦代，隶臣妾可以监领城旦舂。睡虎地秦简《司空律》载：“城旦司寇不足以将，令隶臣妾将。”城旦司寇的人数不够监领城旦舂时，可以令隶臣妾监领。秦代，除有专门的狱吏管理监狱秩序外，还采取以轻刑犯监管重刑犯的方法。

　　睡虎地秦简《司空律》载：“居赀赎责(债)当与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坚、城旦舂当将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将。”一名城旦司寇，监领二十名以劳役抵偿债务应与城旦舂一起劳作的，或者是城旦傅坚、城旦舂应监管的。

　　秦代政府以轻刑犯监管重刑犯，一是为了减轻监狱的压力，除基本的狱吏之外，不需要安排过多狱吏监管重刑犯;二是一名轻刑犯监管二十名重刑犯，可以有效提高监管的效力，减少重刑犯的逃亡;三是当城旦司寇数量不够时，不仅可令隶臣妾监领，也可“免城旦劳三岁以上者，以为城旦司寇”。即将劳作三年以上的城旦减刑为司寇，此举一方面提高了监领隶臣妾在其内部阶层的地位，一方面激励重刑犯认真服劳役，争取早日减刑。

　　三、诬告

　　诬告，指以捏造事实，伪造证据，以告发、陷害他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秦代，自商鞅变法以来，除将连坐作为司法的基本原则外，还普遍实行“赏告奸”的原则，奖励自告和告发别人。

　　秦人认为告奸的人因其奖赏丰厚而供词可信，甚至“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即告奸的人同斩敌首的奖赏一样，斩一敌首就奖励爵位一级。睡虎地秦简中也有告奸得奖赏的案例：“甲告乙贼伤人，问乙贼杀人，非伤殹(也)。”甲告乙故意伤人，经过查证，乙是故意杀人，而不是伤人，因此甲获得了黄金二两的奖励。

　　由此可见，秦代政府“赏告奸”的奖赏十分丰厚。在丰厚的奖赏刺激下，很难保证所有的告奸者供词都是真实可信的，因而秦律规定凡是告发不符合实情的，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秦代法律根据告奸者告发内容的真实程度，将诬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诬告，一是告不审。有意污蔑他人犯罪，就是诬告;不是有意污蔑他人犯罪，就是告不审。告不审，即控告不实。对于诬告，秦代法律的处罚原则是“诬告反坐”。

　　同伍的人相互控告，且加上罪名，若告发不确实，应以所加之罪论处。律文又说，不能确定罪犯，而对他人进行控告，即告不审。如甲控告同伍的乙杀人，抓捕乙问询之后，并未杀人，甲控告与事实不符，应当以告不审论处，还是以所加的罪名论处?应以所加罪名论处。此条简文，对诬告与告不审都按照“诬告反坐”进行了处罚。

　　但如果告奸者的诬告行为，并未对被控告者的处罚有加重的影响，则实行“诬告毋论”的原则。如“诬人盗千钱，问盗六百七，诬者可(何)论?毋论”。即诬告他人偷盗一千钱，结果只偷盗六百七十钱，诬告的人应如何论处?不予论处。

　　以上的法律规定，均是针对平民而言。秦代，隶臣妾作为官奴隶与刑徒的双重代表，在同样刑事案件中，隶臣妾的处罚应重于一般平民。目前，所见有关隶臣妾诬告的案件或法律条文比较少。

　　岳麓书院秦简所载《得之强与弃妻奸案》、《田与市和奸案》，隶臣得之和隶臣田均申请乞鞫，期望改变案件的判决，但二人的结果一样，均是“乞鞫不审”，罪加一等。隶臣得之和隶臣田的乞鞫，即自己申请上诉，提供证词，属于自告的范围。二人证词与事实不符，属于告不审，即所谓“乞鞫不审”。

　　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载：“当耐为隶臣，以司寇诬人，可(何)论?当耐为隶臣，有(又)轂(系)城旦六岁。”此条律文是对罪犯再次犯案的处罚规定。此罪犯已犯了耐隶臣的罪，又以应判为司寇的罪名诬告他人，应当如何论处?诬告者应耐为隶臣，并拘禁为城旦六年。

　　秦代法律对累犯的加重处罚，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重罪吸收的原则，即后罪较前罪为重，按后罪的罪名判罚。二是限制加重的原则，即后罪较前罪为轻，则不能吸收，为表示惩戒，在前罪的基础上加重处罚。司寇的罪刑轻于耐隶臣，所以按照限制加重原则，应在耐隶臣基础上，判系城旦六年。

　　四、盗杀

　　盗杀，即盗劫杀人。秦律规定，盗杀人应处磔刑。“磔”，引《荀子·宥坐》注：“谓车裂也。”甲主谋派遣乙去盗劫杀人，分得十钱，问乙身高不满六尺，甲应当如何判决?应当车裂。

　　岳麓书院秦简《同、显盗杀人案》载，弃妇毋忧被人发现缚死在田舍中，上衣、襦裙全部丢失。因简牍的缺失，并未见到完整的查案过程，根据“巳(已)论磔同、显”可知，同、显应是此案件的凶手，同的身份是隶臣，显身份未知。毋忧死亡时，衣襦尽失，可判断此案件为盗杀。

　　秦简规定盗杀应处磔刑，而隶臣同与显的处决结果也是磔刑，可见隶臣妾盗杀他人的刑罚程度与一般平民无异。作为隶臣，犯逃亡罪和盗杀罪，根据秦律重罪吸收原则，最后按盗杀罪判处他磔刑。由此案件可知，秦代隶臣妾犯盗杀罪，无论其杀几人，犯罪程度如何，论处方式均与平民犯盗杀罪无异。

　　结论

　　秦代，隶臣妾虽然拥有的是不完全人格，但是其有专门的名籍管理制度，在此制度下，隶臣妾承担官府的各种杂役。作为社会劳动的主要承担群体之一，秦代法律赋予了隶臣妾一定的权利。

　　对于隶臣妾再次犯罪，一般情况下，秦代法律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重刑罚，但不会轻易判处隶臣妾死刑或残伤肢体的肉刑，以尽可能的减少社会生产力的损伤。但是，当隶臣妾盗杀他人严重犯罪时，会被处碎裂犯人肢体的磔刑，这与平民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