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刘义隆继承刘裕北伐的政策，于430年、450年和452年三度出师北伐，但都无功而返。特别是第二次北伐失败，导致北魏长驱直入、直抵瓜步、饮马长江，造成刘宋江北地区急剧萧条、六州残破。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为何会屡次失利?

　　所谓的元嘉北伐，包括了刘义隆在元嘉年间发动的三次对北魏的战争。第一次在元嘉七年三月，到彦之为主帅奉命北上，一度攻克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重地。但入秋后，北魏转入反攻，到第二年初春，滑台等地又重新失陷，前往救援的宋将檀道济也被逼退，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转眼二十年过去，到了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派王玄谟率领沈庆之、申坦等，驾着艨艟战舰从东边水路北进;臧质、方回等率步骑十万从西边陆路直逼洛州。

　　西路军一度收复了陕城和潼关，但东路军不幸为北魏击败。此时魏军乘胜之威，深入刘宋腹地，一度威胁要读过长江，文帝只得召还各路军队守护自家大本营。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刘宋江北六州变得萧条破败，荒无人烟。到了元嘉二十九年，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谋杀，北魏宫廷内乱，朝中无主，机不可失，文帝又分兵数路攻向中原。此番仍是东路军出了岔子：张永迟迟无法攻克碻磝，反被守军挖地道出城，烧了营垒，东路军于是退兵。

　　单丝不成线，孤木难成林，西路的鲁爽、臧质等也就无功而返了。也许文帝刘义隆还有心组织第四、第五次北伐，但时间没有再给他这个机会。翌年，太子刘劭因为巫蛊之事与文帝产生隔阂，为了保住自己的储君之位，暴戾的刘劭竟率兵杀入禁宫将文帝残忍杀害。刘义隆与老对手拓跋焘走了个脚前脚后，冥冥之中似有天定，不由让人叹息。那么，三次北伐都铩羽而归，原因究竟何在呢?

　　其一，战略问题

　　既然决意北伐，就应当在战略上做好相应的准备。针对魏宋的战争态势，淮河以北各个边镇的攻守部署尤为重要。如果能将淮河南北的军镇与周边乡村聚落兵民合一，屯戍结合，则守可抵御鲜卑侵扰，攻则能够协同反击。而如果淮北兵强马壮，粮食丰足，就会在北伐时大大支持主力军。

　　但宋文帝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他长期忽视招集流散、经营沿边各镇，导致淮北诸城陷于各自孤立。而北魏看淮河一带宋军毫无守备能力，更是猖獗地屡犯边境，春天来抢麦子，秋天来收割庄稼，导致百姓疾苦，饥肠辘辘，反而把鲜卑骑兵养得膘肥体壮。

　　而到了北伐之时，宋文帝从荆州、建康等方面出兵，劳师远征不说，粮草的补给也是个大问题。士兵们饿着肚子，仗自然打不赢。

　　其二，指挥问题

　　说到对前线的遥控指挥，我们要么想到北宋赵光义在出征前对大将“授以阵图”，要么笑谈蒋委员长给战场上营长、连长一级的军官亲自去电，却不知刘宋文帝本人也是一个“自我迷信”的“军事家”。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宋文帝在历次战争中一再违背这一常识，不仅在战略决策上与二三谋士私下筹划，而且在具体战术安排上也凭空“遥制兵略”。

　　徐爰是文帝宠信的近臣，著有文集十卷，有《系辞》《释问》等行于世，让他写书立传，可以说得其人哉，但徐爰最多的反而是到前线传授和宣示文帝的用兵方略和中旨，行使实际上的临阵指挥权，而将领们必须仰听成旨，如同提线木偶。

　　第二次北伐中，东路的王玄谟败退，统帅萧斌根据“圣上旨意”打算固守碻磝，而白袍将军沈庆之一眼看出此时碻磝已是孤城一座，留在这里只会徒耗兵力，贻误战机。但萧斌不敢抗旨，还是留下兵力守城，结果碻磝仍未逃过陷落的命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如果能遵照这句古语，放手让前线将领便宜行事，很多战役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

　　其三，用人问题

　　将北伐的罪过完全归咎文帝的瞎指挥，也确实片面。实际上北伐的将领大多缺乏才能，甚至临阵胆怯，这也成了元嘉北伐人谋方面的一大败笔。

　　第一次北伐的主帅到彦之在文帝年幼时便辅佐其镇守荆州。当初宋少帝刘义符被废杀，朝中大臣徐羡之等拥立刘义隆为帝。而刘义隆对来迎的队伍疑虑重重，不敢东下，也正是到彦之极力劝说，才让义隆下定决心，彦之自然也就成了宋文帝的心腹重臣。但此人忠耿有余，军略才能却令人不敢恭维。

　　当时北魏乘冬季反攻，洛阳及虎牢失陷，滑台遭到围攻，此时部下垣护之认为青州丰饶，兵甲充足且漕运畅通，应当派兵支援滑台，并率大军进攻河北，向北魏施压。但到彦之恰逢眼疾发作，又见黄河结冰，河岸守军溃败，且军中有疫病传播，最终还是决定退军。首次北伐的军备物资相当充足，但由于到彦之撤退得过于惶急，物资被悉数抛弃，武库一时间竟然空空如也。文帝也知道自己这位心腹实在难辞其咎，只得将其下狱，但随后不久又被再度起用。

　　要说刘宋朝没有善战的名将也不公平，前文提到的檀道济、沈庆之都是久经沙场，教敌胆寒的鲜卑克星。檀道济在刘裕朝立有大功，到了文帝朝却反而遭到猜疑。元嘉十二年，檀道济被宋文帝抓捕处死，罪名是平时常散发财宝货物招揽逃亡之人，并趁文帝病重期间谋划造反。而沈庆之虽每每都在前线提出正确的意见方略，却由于权小言轻，屡屡不被采纳。文帝有能人不用，自毁长城，而所用之人往往出师时积极进取，希望侥幸略地，一旦遭遇攻击，则立刻全军崩溃，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元嘉北伐失败的原因当然不会只有以上简单的三方面，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自元嘉之后，南北攻守易势，宋齐梁陈唯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地盘也是越来越小，终于被杨坚统一。

　　宋文帝发动的三次北伐战争都是以失败告终对于当时刘宋统治的社会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古往今来，凡是发动军事战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粮草作为物力资源的支持，同时还会由大量的士兵在战争中伤亡，所以每一次的战争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总会对于国家的军事力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宋文帝在进行北伐之前，为了更好的一举获得成功，每一次都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购买军事所需要的装备，同时在全国收集粮食，为士兵作战提供充足的粮食，根据李延寿在《南史·到彦之传》中记载：“自淮入泗。泗水渗，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东平须昌县。”虽然刘宋军队运输物资主要依靠的是河道，当时的河道运输并不通常，造成了运输物资的迟缓，但是从一方面也显示出当时物资运输数量的巨大，才延长了物资运输的时间。

　　然而可惜的是，这些物资大都在刘宋军队北伐失败之后消耗和损失殆尽，北伐本就路途遥远，行军过程中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物力资源，而作战的失败使得士兵们慌忙撤退，由此许多物力资源并没有及时地运回，只能够白白地损失了。同时作战的过程中，刘宋军队在于北魏军队的作战过程中死伤无数，精锐部队中的士兵被大量的折损，这对于刘宋军队的军事力量来说自然是十分严重的打击。

　　三次的北伐作战的失败，使得刘宋的军队不但没有达成战胜北魏，掌管河南的统治权，反而一次次的损耗着刘宋朝廷的大量物资和精锐士兵，最终使得刘宋国家的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军事力量逐渐开始衰落下去。

　　刘宋国家逐渐走向了衰落。

　　刘宋军队在经过三次的北伐战争失败之后，使得自身的军事力量大大的衰弱，同时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的消耗也使得朝廷的国库变得空虚，而北魏因为刘宋军队对其三次北伐战争失败之后，北魏的军队势力逐渐开始膨胀起来。在面对刘宋社会状况由盛转衰的状况之下，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趁机率领军队南下，向刘宋统治的江淮地区进行了猛烈的进攻。

　　根据沈约在《宋书·索虏传》中记载，拓跋焘“自率大众南向，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梁王阿斗泥出山阳，永昌王于寿阳出江。凡所经过，莫不残害”。刘宋军队在无力抵抗之下，使得北魏军队对于江淮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屠杀和抢掠，刘宋社会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自然对于本来就国库空虚的刘宋朝廷来说，在经济上更是十分严重的打击。

　　此后，北魏太武帝一直对于刘宋社会进行侵略攻打，一直到了元嘉二十八年的时候，北魏太武帝才率领军队撤回，根据李延寿在《南史·宋太祖文帝纪》中记载，经过北魏太武帝常年的侵略之后，“俘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徐、豫、 青、冀、二兖六州杀略不可胜算，所过州郡，赤地无余”。由此可见当时北魏的侵略对于刘宋社会的安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和破坏。

　　虽然在进行北伐之前，刘宋社会通过宋文帝对于国家的一系列改革发展之后，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进步，但是经过三次北伐失败的经济和人力的损失以及后来北魏太武帝对于刘宋社会的大肆地入侵和破坏之后，社会已经开始变得动荡起来，不管是在财力还是人力方面，都逐渐地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刘宋政权的最终灭亡。

　　刘宋与北魏的对抗变为被动劣势。

　　刘宋在没有对于北魏进行北伐之前，双方的基本上处于一个南北对峙，相互之间势均力敌的状况之下，这个时候的两方谁都没有能力将其中一方政权消灭，因此如果一直保持这种情况下，双方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能够共存下去。但是宋文帝却因为对于自己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错误预估，因为自己有能力抵抗当时的北魏，因此不断地拼尽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与北魏进行对抗，主动的出兵北伐，结果最终失败。

　　三次北伐失败的结果不但使得刘宋自身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十分沉重的打击，也同时让北魏对于刘宋国家真正的实力有了清楚的认识，发现了刘宋军队建设方面的弱点，因此北魏在充分对比双方军事力量和作战优势的条件之下，自然有了更大的信心获取胜利，这一点从拓跋焘个人的言论就能够看出来，根据沈约在《宋书·索虏传》中记载：“南师屡无功，为焘所轻侮。”此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经常指责和羞辱刘宋，对于宋文帝更是进行了直接的责骂，有了这种胜利的信心之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更加的主动的频繁的对于刘宋军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和侵略。

　　宋文帝出兵北伐却最终失败，使得自己军队的士兵在人力和军心之上得到重创，军事力量的衰落使得北魏和刘宋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从而使得北魏政权不断地膨胀，不管是在军事实力方面还是军心方面，都远远地高于了刘宋军队，刘宋自此由于北魏之间的势均力敌的局面转变为处于很大的劣势之下的被动的防守局面。

　　刘宋朝廷内部统治出现危机。

　　三次的北伐失败使得当时朝廷中的许多官员对于北魏军队的实力产生了畏惧的心理，尤其是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攻打江淮地区，更是给朝廷内部的官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危机，当时朝廷内部的官员和社会中的百姓们一度人心惶惶。根据《南史·宋太祖文帝纪》中记载，当时“魏太武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都下震惧，咸荷担而立。”由此可见，北魏军队给当时刘宋的人们造成的心理恐慌的严重性。

　　对于外部敌人的恐慌，自然就会引起对于内部统治的不满和对于自身国力的失望，因此当时的百姓和官员对于刘宋朝廷的统治产生了不满。虽然从建国以来，北方就一直不断地受到胡人地侵扰，但是当时的刘宋军队却能够抵御他们的侵略，但是这次北魏军队却能够长驱直入，对于江淮地区进行侵略，这对于当时江东的士庶来说是一种很大的冲击，刘宋社会普遍形成了一种心理危机，严重威胁着刘宋政权的统治。

　　军事的斗争的失败自然也会引发朝廷之中内部的争论，从而引发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宋文帝的领导失误，因此使得他的威望在社会种下降，甚至放弃了封禅的想法，这就一度引发了朝廷内部的动荡。宋文帝将北伐失败的原因还归结到江湛身上，说“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异耳”，由此可见，当时的宋文帝在重建威望无力的情况下，开始迫害大臣，统治集团自然变得十分混乱，内部矛盾也更加的尖锐。

　　在宋文帝决定北伐的时候，太子刘劭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宋文帝却并没有听他的，在北伐之败之后，太子刘劭对于宋文帝更是不满，以太子和宋文帝形成了两方势力，虽然宋文帝一度想要将太子刘劭废除，但是还没有谋划好废黜太子刘劭之前，刘劭却先于宋文帝发动了政变，果断地将宋文帝杀害了。其实在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宋文帝对于刘宋国家的实力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宋文帝却不甘心放弃，选择连续三次北伐北魏却最终失败，最终给自己也给刘宋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可扭转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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