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回忆中无比惨烈的上甘岭

     李亚林

　　1950年6月，李亚林在身为当地妇救会会长的母亲的支持下，报名参军。“我们穷人只有靠共产党毛主席才能翻身得解放，我们小时候很苦，六个人靠父亲一个人劳动，土地也没有，每年租人家的田地种，打下来粮食交租子的都不够，家里很苦，但是靠毛主席共产党我们翻身了，土地也分来了，房子也有了。我们要去当兵了，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恩情。”当时有很多穷苦出身的年轻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报名参军。

　　李亚林在部队学到的第一件事是一边行军一边撒尿。“边走边撒，撒尿都训练过的。蹲下来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要打仗，一个安全，一个跟得上部队，掉队不远。”学到的第二件事是听声音。“炮弹不怕，怕机枪。炮弹声音‘呼’，那没关系的，‘呼’这是很远出去了。机枪崩崩崩、崩崩崩朝你开枪，那就危险了。老兵教的，机枪打了是一大片，你要小心了。”

　　1950年6月，李亚林在身为当地妇救会会长的母亲的支持下，报名参军。“我们穷人只有靠共产党毛主席才能翻身得解放，我们小时候很苦，六个人靠父亲一个人劳动，土地也没有，每年租人家的田地种，打下来粮食交租子的都不够，家里很苦，但是靠毛主席共产党我们翻身了，土地也分来了，房子也有了。我们要去当兵了，报答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恩情。”当时有很多穷苦出身的年轻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报名参军。

　　李亚林在部队学到的第一件事是一边行军一边撒尿。“边走边撒，撒尿都训练过的。蹲下来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要打仗，一个安全，一个跟得上部队，掉队不远。”学到的第二件事是听声音。“炮弹不怕，怕机枪。炮弹声音‘呼’，那没关系的，‘呼’这是很远出去了。机枪崩崩崩、崩崩崩朝你开枪，那就危险了。老兵教的，机枪打了是一大片，你要小心了。”

　　由于读过两年书，会写信，李亚林在排里大受欢迎，“排长拿我当个宝贝看”。当时的李亚林个子很小，才七十多斤重，背包里的东西加起来就有八十斤。不让他打仗，又爱惜他识字，最后班里分配他担任送饭的任务。从班里到连里拿饭有两里路，瘦小的李亚林就这样时常听着炮弹“呼呼”的声音，奔波在这两里路上。

　　1952年11月14日晚，李亚林所在排接到任务，轻装前进，上级交代除了枪、手榴弹及水壶，其他的全部扔掉，包括棉衣。十一月的朝鲜是寒冷的，这个指示意味着什么，他们并不清楚。直到拂晓前，上级突然下令：登上上甘岭。

　　李亚林所在的排共四十八名战士，趁天色微亮时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爬上了上甘岭。他在烽火硝烟中看到山顶飘着雪花。排长交代他紧随其后。李亚林在迅疾的炮弹与漫天飞舞的雪花中，进入了一个坑道，坑道中有八名伤员，是十五军没有来得及撤下的战友。五十多岁的老班长在排长指示下交代李亚林，就在这坑道里待着，负责照顾伤员。“坑道入口是很小的，趴下去才能进入，脚先进去，得爬才行”；“只有那个坑道稍微安全点，出去，不管你往哪边出去，都是子弹，炮弹，到处是死人。我一个不留神，想观察下形势，也被子弹擦伤了，我还得照顾那八个伤员。”

　　班长交代他一定要把这八个伤员照顾好，如果有什么损伤，就要他的脑袋。

　　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照明弹始终照耀着雪花中的上甘岭。李亚林和八个伤员在那个坑道里待了四天四夜，吃萝卜，吃炸药。“炸药是可以吃一点的，实在饿了的话，但吃多了就不好了。萝卜是最好的东西，老百姓给的，救命的东西啊。中间有一次把洞口炸塌了，我就赶紧挖，又给它挖出来，别憋死在里面。有战友的尸体堵在了洞口，也得挖开。完全失去了联系，也出不去。后来我们排长忽然晚上带三个人来，副连长受伤了。排长拿枪敲我的头：你给我把副连长管好，不管好你不要来见我。战斗命令就这样的。我说好的好的。他的手枪都给我了，副连长是指挥官啊。我说一定一定，副连长死我也死，副连长活我也活。就这么等了一天一夜，后来担架上来，把副连长抬下去，我也这样回来了。”

　　下了上甘岭，李亚林才知道，上去的四十八个兄弟，加上他自己，只有四个人活着下来了。他隐隐觉得庆幸，又觉得有些内疚。那个坑道救了他的命，班长、排长，救了他的命。他原本是应该牺牲的。就像另外那四十四个兄弟一样。

　　很多年之后，回忆起上甘岭，当年被人照顾的“小鬼”李亚林能记起的只有那个坑道，还有那个洞口不断闪烁着的光，以及在振聋发聩的巨响声中缓缓下坠的雪花。

　　“我记得，洞口有个美国兵死了。他手上有块表。身子没有了，就是手上有块表。离那洞口大概一米远。那表是亮的。我们有个机枪手想去捡那块表，直接就被打中，骨头断了。那块表挺亮的。我就一直看着。”

　　杜德奎

　　杜德奎在上甘岭上待了二十四小时。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长的二十四小时，一直蔓延到他后来的人生。

　　“上甘岭这个山名叫什么山呢？叫五圣山，战斗面积不大，不到四个平方公里。我们有八个主阵地，上去之前，连长就说，上甘岭四十五师已经打得很好，打得很坚强，战斗很残酷，死的人很多，同志们你们不要怕死，你先要准备死，再去上。”

　　“到了上甘岭，我们接收兄弟部队的阵地了，敌人那个大炮轰得阵地上的人都站不牢了，然后他的步兵就开始攻了，一个排或者一个连，攻得上来就攻，攻不上来他增加部队。我们怎么办呢？就是从坑道里面出来，手榴弹、爆破筒，就是端着这些东西来，看他人多就是用那个高级手榴弹射下去，人少的就是那个普通手榴弹扔下去，要不就扛着爆破筒冲上去一拉，拉的死掉了，大家都死嘛。倒下的志愿军就是这么平摊，摊到四个平方公里还摊不下去”； “枪都基本上不用，为什么？炮弹打了这个坑道，震的灰尘，冲锋枪都打不起来，就是拼手榴弹、拼爆破筒、拼高级手榴弹，来了多少人我们就是炸。他也有手榴弹啊，他是往上攻，我们是往下打。他们用的冲锋枪，还有卡宾枪，自动的，我们用的武器是苏联装备，机枪是德普式的，这么大的转盘，进灰了就打不了了”；“我当时腿中弹了，不知道痛啊。人在阵地在，有一个人在，说明我这个阵地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那么后面部队是肯定要增援上来的。”

　　杜德奎所在的连队共一百四十余人，二十四小时后，从上甘岭上只走下来了十余人。九死一生。

　　杜德奎受伤后，当晚在医院里痛得死去活来，发高烧呼喊乱叫，“说什么？还是冲啊，杀呀，猛叫猛叫，不成话。那么多死人，我一辈子都没见过。敌人一天要冲八九次啊，冲锋。面对面地打，就像打不完一样，打了又有，打了又有。”

　　“上甘岭，我一辈子是忘不了的。我的战友死了那么多，这事情我是记得牢的，昨天还是好好的，今天死掉了。”

　　采访结束时，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认认真真地说道：“谢谢你们来问我这些事情，我是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三团三营八连三排八班的杜德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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