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乃屹立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一颗瑰宝。这片土地孕育了许多令人钦佩的人物，他们以率真豁达和才华横溢而闻名于世。而在这其中，苏东坡是一个不朽的名字。他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诗人，更是一个具有丰富才情的人。苏东坡的作品充满了率真而真挚的情感，表达了他对人生的独特见解。与一般的文人不同，苏东坡不畏世俗的桎梏，他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从容地铸造着自己的人生传奇。让我们一同走进苏东坡的世界，感受他率真豁达的风采。

岭南惠州有一方清丽秀美的湖泊，一座小山依傍湖边，山南有一片苍翠的松树林，林中寂然孤立着一座小亭——六如亭。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出自北宋著名文人苏轼之手：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不是普通的亭联，它包含了苏轼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而这种感叹，正是又长眠六如亭下的朝云，一针见血地指出来。

犹忆某次饭后，大学士苏轼满足地捧着肚子踱步消食，问大家：“我肚子里藏着些什么？”侍儿们纷纷说，是才学，是识见，是锦绣文章。唯有聪慧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连声称是。

北宋后期朝坛最大的政治事件，是新党和旧党之争，新党以王安石为首，嚷着要改革和变法，旧党以司马光为首，坚持要保守和持旧。这两派斗得天昏地暗，刚刚步入仕途的苏轼，却压根不站队，不新也不旧，不左也不右。他只秉一个“死理”：不看人，只认事。新党得势，急功冒进，惹出许多社会问题，苏东坡直言：“这样激进，恐怕生乱。”新党一怒之下，不断贬责流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后来旧党得势，全盘否定改革，原想将受新党重重打压的苏轼提拔重用，结果他又认认真真说：“改革虽有弊端，亦有益处，不可全盘否定。”于是，他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贬谪流放。

侍妾朝云不仅是苏东坡身旁夜读书时的“添香红袖”，更是最懂他的良友知己，一语道破学士就是那么不合时宜，左右不受待见，常常遭受误伤，从政40年，被贬谪流放的时间竟长达33年。因为坚持为人处世的真理，失去了飞黄腾达的大好仕途，苏轼仍旧无怨无悔，顺境与逆境，他都始终保持着人格的超然独立，不因升官拜相而耽于逸乐，也不因受惩被贬而自短气节。如同王国维所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王国维推崇的四人，便是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纵无盖世之文才，亦因“自足”的人格，被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视为榜样。

乌台诗案后，苏轼几乎被几度抛到生死边缘，幸得忠粉曹太后鼎力相救，神宗才放他一条生路，将他下放到湖北黄州，任职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相当于副处级的小官。曾为朝中重臣，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责，如果换了一个人，即使不绝望心死，恐怕也会沮丧沉沦，但苏轼却以平静的姿态，接受了他严苛的命运。

苏轼带着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风尘仆仆来到黄州，感觉微薄的工资，完全养活不了一家人，只好去求见黄州太守徐君猷，徐君猷刚好也是苏轼的粉丝，便将东门土坡50亩荒地给他使用。那是一块贫瘠荒芜的山坡，满是荆棘瓦砾，但生计所迫，他也管不了那么多，脱去了青衫长袍，穿上农人的芒鞋短褂，便马不停蹄地筑水坝、建鱼池、移菜苗，又从四川老家托人寻菜种。

这片荒地，在苏东坡的双手下，被改造成有稻田麦田、桑林果园的小农场，他在终日辛勤的劳作中也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快乐，索性自封为“东坡居士”。一个被这折辱、戕害、恶意泼身的苏轼已成过往，崭新的苏东坡在黄州诞生了，在人生陷入低谷时，他反而收获了来自生活细微的美好，并酿成了当下和未来的快乐。

一天，苏东坡和友人刘倩叔共游南山，友人以蓼菜、新笋等野菜待客。东坡品尝后，写词赞叹：人间有味是清欢。经历了生活的起起落落，经历了命运的跌宕波澜，才悟出清欢之美。最为绝妙的风景，是内心的从容与淡定，人这一生，若摆脱了名利枷锁，才能真正享受清欢之乐。

第二年阳春三月，朋友告诉苏东坡，说离东门土坡不远的沙湖，刚好有块稻田要出售，你可以去买下来。东坡欣然前往，哪知走到半路，却遇大雨倾盆，朋友们狼狈不堪，四下找躲雨荫蔽，东坡却一边走路一边吟诗，那首著名的《定风波》便是这样诞生的：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回头望长路，风雨萧瑟又何妨，东坡居士拄着竹杖穿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在黄州，苏东坡真正理解了自己，理解了自己不合时宜的肚皮中，装着对人世的体悟和慈悲，他没有在不断被贬中悲郁消沉，反而越来越享受生活的快乐，将平庸的日常，过成了超越的审美。

在贬官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窗外下了一场很久的雨，苏东坡凝望雨线纷纷，淅沥不绝，他忽然有了研墨挥毫的冲动。于是，后人多么荣幸，能见之“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这公认的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祭侄稿》。有人说《寒食帖》初看并不漂亮，字形时大时小，时长时短，时宽时窄，时疏时密，仿佛完全失去了书法所讲究的规矩与法度，但随意率真，浑然天成，恰恰是《寒食帖》最大特点。

经历了人世几重变迁，生死绝望门槛也迈过，骨肉离散滋味也尝过，从高处被一棒子打倒的无稽荒唐也试过，为一家人生存而变身农夫在土里苦苦刨食的艰辛也有过。现在，东坡放弃了世间一切庄严法度，“我以我手写我心，我以我心吐真情”，他不再理会所谓的规矩，只求取悦自己，岂知这正是历经沧海的艺术哲学真髓——宠辱两忘，在己体道。

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要拥有诗意的世界。”苏东坡一辈子过得颠沛流离，年老还被朝廷一贬再贬，只能在梦中遥望四川老家，思念家乡的美味与炊烟，但他的精神生活何其丰富，诗意世界何其斑斓。他精通诗词、绘画、书法，也乐于谈道论禅，在细微小事中体悟人生哲理。

黄州原本是苏东坡的流放地、落难地，却成为他涅槃的新生之地。在食难果腹的日子里，最穷时甚至要把钱吊在梁上，每天数着花，也没有折辱这位逆境中的生活家，吃穿用度上的至简素朴，东坡安然接受，他不仅踏踏实实过好了每一天，还永远保有一双发现生活之美的眼睛。

在一个仲夏夜，肚子半饥的东坡，和友人同游赤壁，他忽然领悟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自己真是两袖空空一名不文吗？不，占据物质财富的多寡，并不能衡量一个人是否快乐，倘若将自己置于天地之间，且看这横江的白露、映天的水光，陡峭的岩壁，巍峨的山川，哪一样不是大自然为你奉献的壮美之色？辉煌与困境，都如梦幻泡影，但只要人还在继续生活，就该用细碎而具体的快乐，将命运的悲剧化为无形。

贬谪反而令曾经春风得意的苏学士找到了真正的“诗意人生”，在他饥寒窘迫、物质困顿时，精神的力量勃勃生长，释然而欢畅，变成雪中的黑炭，风里的旧袄，苦难时的支撑，被荒唐伤害的甲胄。

六十二岁的苏东坡，又被贬谪到海南儋州。当时的海南，是彻头彻尾的蛮荒之地，在大家眼中，这只是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当地人说的话，满腹经纶的苏学士一句也听不懂，但就算这样的蛮荒地，也被苏东坡挖掘出了生活盛大的美。没有好吃的东西，他无师自通地开发了吃牡蛎，还兴高采烈给三儿子写信道：“牡蛎这玩意实在太好吃了，千万不能让朝里士大夫知道哦，他们知道了一定要争着来海南，那我就没得吃了。”

1094年，苏东坡又被流放到瘴气横行的惠州。惠州城物质匮乏，苏东坡就另辟蹊径，从屠夫那儿买没人要的羊脊骨。他发现羊脊骨之间有没法剔尽的羊肉，于是创造了一种奇妙的吃法：将羊脊骨煮熟，热酒淋之，撒上盐粒，放到火上烧烤，用竹签慢慢挑着吃。这便是今天流行的“羊蝎子”的吃法。东坡又兴致勃勃给弟弟苏澈写信，隆重推出他的羊脊骨私家作法，还带着孩童天真的恶作剧补充：他这样做，会让那些等着啃羊脊骨的狗很不高兴。

惠州以槟榔、杨梅、荔枝等风物水果犒劳东坡的味蕾，他索性提笔写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泰戈尔说：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东坡做到了，而且，他没有一丁点的勉强和敷衍，他就是这样真真切切爱着自己的生活，不管多困苦或艰难，一样能从中寻找出光明的所在。

人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麻木而被动地接受命运的碾压，或者一切向“实用主义”看齐，这样只会失去生命的趣致与意义。在惠州谪居时，有次东坡在山间行走，十分疲累，但离家还很遥远，他原本心中有微微烦躁，但忽然悟道：人本来就是大自然之子，身处大自然的怀抱中，何处不能歇息？于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放低世俗急躁，此心清净快乐，漫漫长路，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花开云聚，月白风清。休憩于途中的东坡居士，挂一脸热汗，粲然一笑。

苏东坡豁达率真，胸襟如海，才学满腹，乐天悯人。林语堂盛赞他是“中国五千年来最懂生活的人”，他将艺术融入生活，又用生活滋养艺术，对生命经验深度和广度的开拓，令多少人赞叹拜服。试问，天下谁人不爱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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