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南宋时期的北伐，我们往往会想起陆游临终前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但这些其实都只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爱国情怀，并不代表当时大多数民众的意愿。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区自古号称东南膏腴之地，“天下赋税，尽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却并非如此。经过宋徽宗20年花石纲的征掠、席卷几百万人口的方腊起义以及宋金战争的动荡，这里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已经变成土匪、盗贼、叛乱者和豺狼出没的地方。

　　南宋建立之初，国土面积只有北宋时期的一半多点，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却丝毫未减。南宋为了应对战争，常备正规军平时大约保持在40万人，战事激烈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在南宋民众急需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的情况下，如此庞大的军队无论从军需供给还是人员补充上看，都是当时南宋民众的沉重负担。

　　再看税收，南宋初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万贯左右，其中1300万贯左右用于皇室开支，2400万贯左右用于在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而一旦战事爆发，军费会成倍激增。这多出来的费用，政府只会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转嫁给民间。于是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一倍左右。

　　可见，仅仅和平时期供养军队就已经让南宋百姓力不从心了，而战端一开，他们甚至连生存都成问题。因此，对于社会底层的穷人们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饭问题而非民族矛盾，他们的意愿只能是如姜夔在《扬州慢》中表述的那样——“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只要北方政权不入侵，是绝对不愿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么北伐。

　　而到了南宋中后期，老百姓特别是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中国已经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环境远比北方要优越。这时，南宋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增强，是否有强烈意愿收复北方失地呢?事实上，百姓特别是富人阶层对收复相对落后的北方并没有多大兴趣。更重要的是，当时南宋民众内部因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出现了分化，产生了一批非常富裕的商人、手工工场主和熟练工人，并进而形成了一个中产市民阶层，他们的生活过得比官员都要好。例如南宋的知府一般是从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贯左右，而一个棉织业熟练工人的年薪却达到了600贯。

　　这个规模日渐宏大的中产市民阶层既得富贵，也安于富贵，一旦北伐战斗打响，各种赋税徭、兵役会成倍地降临，势必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而且即便收复了中原，朝廷也必然会“损有余而补不足”，也就是从富裕的地方征收重税，然后用这些钱来救济遭受兵灾破坏或者原本贫困的地区，南宋的百姓当然不希望自己被征以重税。

　　有鉴于此，中产市民阶层必然会竭力地反对战争，他们拥有全国2/3的巨额财富，也是国家各种赋税徭役的主要来源，他们的声音是当局不容疏忽的。更何况他们利用财富同当局官僚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很大程度上具有左右当局施政的力量。

　　那么身处北方“沦陷区”的百姓对于南宋朝廷的北伐又是什么态度呢?其实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饱受异族的压迫凌辱，也没有盼望南宋的军队进行北伐，如陆游词中所描述的那样——“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即便南宋北伐，他们也不大可能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扶老携幼、箪食壶浆地欢迎官军。

　　事实上，当南宋初期的百姓忍受着苛捐杂税、提心吊胆地恢复经济时，北方正在金世宗的精心治理下繁荣富足，金世宗也因此博得了“小尧舜”的美名。当1206年南宋发动北伐时，北方的汉人并没有进行任何大规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动，更别说一呼百应和宋军一起抗金。倒是南宋的子民屡屡地因为不堪重负而揭竿而起，使得岳飞手沾的义军鲜血比金兵的还多。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完成于北宋覆灭的几年前，汴梁这座曾经繁华富裕、拥有140万人口的大都市，在被金国占领后只剩下不足20万人，成年男子还不到1万人，而它只是整个北方宋金交战区的一个缩影。因此北方百姓在获得来之不易的太平之后，最关心的是如何活下去，至于国家认同并不那么重要。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管什么国号、年号，谁当皇帝，他们都一样要交粮纳税。

　　到后来辛弃疾、陈亮倡言北伐的时代，北方百姓虽然日子过得不如南宋子民，但他们对于宋朝的认同却更加淡泊了。因为此时距离北宋亡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金国占领区的原宋朝遗民中，亲身经受过金人蹂躏痛苦的那批老人已经所剩无己，新出生的两代人并没有尝到被杀、被辱的痛苦。相反，他们在金国皇帝的统治下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没有人希望南宋朝廷北伐中原，正像辛弃疾和陈亮在奏折中所反映的那样——“北方被占领区的老百姓已经快忘了自己曾是大宋朝子民这件事了”。

　　总而言之，南宋的偏安根本上是由南北双方民众的意愿决定的，对于南方穷人而言，打仗意味着食不果腹，命丧沙场;对于富人来说，称臣纳贡每年支付的白银、匹银和绢，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看，远远比北伐开战后的浩大成本与巨大风险来得划算。无论是秦桧的“绍兴议和”还是孝宗时的“隆兴议和”其实都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北方的百姓则已经适应了金朝的统治，没有响应南宋北伐的动机。而这些都不是由南宋的某个皇帝想一雪前耻，或者岳飞、辛弃疾等主战派将领的大声疾呼就可以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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