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后，国共内战爆发，老蒋败退台湾时带走了许多学术大师。在台湾，这些大师们重新开创学术研究领域，为台湾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传承并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拓了新的学术前沿，成为台湾学术界的支柱。这些大师们不仅在教育领域有着深远影响，还在社会发展、思想启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台湾学术史上的重要一笔。

1949年的国民党却已经日薄西山，回天乏力，即便如此，蒋介石也丝毫没有放弃他的野心，率国民党残部败走台湾，伺机东山再起，而蒋介石在去台湾时，也从大陆带走了几位“大师”。

解放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共僵持了一年，从1947年6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启全面的战略反攻，国民党军队连连败北。

蒋介石的幕僚先是凭借经验主义，主张撤往大西北和大西南地区，取得地理优势，以防备人民解放军的进攻。

但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无法迎战的地步，要做的不仅是防备解放军的进攻，而是彻底避免。

所以又有了一个东撤方案——撤往台湾。

1948年底，在蒋介石同意之后，着手开始安排撤台工作，蒋介石的此次撤台，首先下令往台湾抢运各种军事类装备、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

其中，仅仅由蒋经国过问下，抢运走得中央银行金库的库存黄金就高达90吨左右，还有银洋1500万元、美钞1.5亿元，从淞沪地区运走了1500多船的各位物资。

除了东山再起的物资基础要充分保障之外，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蒋介石还从国内带走了几位特殊的人物。

他们就是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袭奉三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还有喇嘛教第七世活佛章嘉和著名的教育家傅斯年、被誉为“东方之笔”的画家张大千等人。

张恩溥

前三个人物，分别代表了道教、儒家和佛教而另外的则是学术界的大牛。

蒋介石一生阅读范围颇广，特别是对传统经学一生用功最勤，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到宋明儒学，可谓是诵读不辍。

所以，利用中国的传统的学术，传统的教派和各个学术界的大师来控制国家，是从蒋介石的思想中就已经表露出来的。

而他们为什么选择跟随蒋介石赴台，最后又走到了怎样的境地呢？

袭奉三十一代衍圣公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生于1920年，出生之后不久就迎来了五四运动的高潮，“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日渐高涨。

而孔德成的出生，则成为了反对革命派的筹码，他们拼命尊孔，以反抗革命浪潮。

孔德成

随着孔德成的成长，蒋介石的尊孔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孔德成为了保住自己的封建地位，也与蒋介石合作起来。

1935年，15岁的孔德成在南京宣誓就职，已经表明了他从此效忠蒋家王朝的意愿。

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1948年，孔德成自知回天乏术，便跟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他与蒋介石早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虽为孔子后人，行的却不是孔孟之道。

到达台湾不久之后，蒋介石便邀请孔德成出任“总统府资要”，并且视孔德成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国宝”。

在名义上，孔德成是“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国大代表”、台北博物院终身院长。

但其实蒋介石没有让他过多地参与政治，1946到1948年间，孔德成分别担任了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而后直至1991年，孔德成在台湾政局只有“国民大会”代表这一个职位。

他实际的职务是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兼任教授和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还在台湾大学及辅仁大学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究”以及“殷周青铜彝器研究”。

到1966年11月，孔德成联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等一千五百多人，联名发起了要求设立“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并且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

后来孔德成又应蒋介石的要求出任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孔孟学会理事长，全面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政坛越行越远。

1988年时，孔德成曾经出任第七任考试院的院长，但他逐渐发现自己对政界之事仍已经力不从心，但国民党当局需要孔德成，这是从蒋介石时代便埋下的线。

孔德成在台湾的几十年，因为其身份，他没有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反之，二者一直都是相互倚靠，相互利用的一种关系。

直到2008年10月孔德成逝世时，台湾当局的领导人还曾亲临追悼会，发表追思感言，并且身披所谓的“国旗”下葬，可以说是得以善终了。

另一位被蒋介石带往台湾的是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

俗话说，北有孔府，南有天师府，张天师名号自东汉时期传下来，龙虎山一直笼罩在他们的不断压榨与搜刮当中。

张恩溥出生于1904年，从小便学习道教经典和符箓等技艺，并于二十岁时执掌天师道之玉印和法剑。

可是张恩溥一直执着于复兴道统，所以年轻的张恩溥与野心家蒋介石一拍即合，开始了与国民党的密切合作。

张恩溥依靠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扩张道教，而蒋介石则是利用道教信徒控制政局。

他曾依靠上海民政局局长张晓松在政治上的帮助，1947年在上海成立了以李理山为会长的上海市道教会。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还曾授予他第二十军副军长的职位，因为这层紧密的关系，张恩溥后来随蒋介石逃往了台湾。

到达台湾之后，张恩溥与1951年4月组织“台湾省道教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第一次会员大会，还在不久后成立了“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作为天师张恩溥处理公务的地方。

张恩溥无疑是有野心的，大陆没有天师道的容身之处，所以想在台湾干出一番事业。

但当时台湾也有不少本土的道教教派，据调查，当时就有灵宝派、老君派、瑜伽派等五大派。

所以张天师入台之后，虽然其成立的道教会于本土道士来说没有太切身的联系，但他们还是不愿认可其宗教地位和成立的“台湾省道教会”。

所以对于张恩溥来说，在台湾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不过他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来到台湾是得到了那时的台湾实际掌权人蒋介石的认可的。

换句话来说，他于蒋介石来说大有用处，所以随后张恩溥依然较为顺利地在台湾展开了道教活动。

张恩溥曾经蝉联三届台湾省道教会的理事长，在任内时，除了受聘在台湾各地主持醮典，对台湾各地道士举行传度仪式之外，还曾多次出国。

如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都是张恩溥前往宣传教义、奏授法旨、受度道士的目的地。

但尽管有蒋介石政府的鼎力支持，张恩溥还是没有如愿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蒋介石广招信徒。

由于台湾省道教会的成效不佳，1957年台湾地方政府训令以立法委员赵家焯接任了理事长，整理道教会的会务，张恩溥被排除到了权力圈之外。

随后张恩溥紧接着便成立了“道教居士会”和“道教大法师会”来维持自己作为天师的权力和地位。

随着影响力的消退，张恩溥在台湾过得也不是那么顺心了，相比孔德成得到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张恩溥的在台生活更多的是自力更生。

就这样勉力维持了近十年之后，张恩溥与1969年12月25日在台湾逝世。

他死后，还引出了一场“天师之位”的纷争，最后由台湾省道教会理事长赵家焯为代表，和张恩溥在台族人以及江西籍的民意代表，主张由和张恩溥具有血缘关系的堂侄张源先继任第六十四代天师之职位。

第三位被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师则是藏传佛教的代表，第七世章嘉。

第七世章嘉

七世章嘉名为罗桑班第达丹毕蓉梅，1890年出生于青海省的一个藏族家庭。

八岁时被光绪帝封为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1912年七世章嘉从五台山回来之后，便与国民政府越走越近。

同年10月，民国大总统加封七世章嘉为“宏济光明大国师”，加给年俸银一万元。

希望他能够对维护蒙古的稳定产生作用，对西藏和外蒙古也产生影响，这也是后来蒋介石将其带到台湾的原因，作为宗教的精神领袖，蒋介石深知把握了七世章嘉，对他控制内蒙、西藏大有益处。

章嘉亦希望借助国民政府的力量，稳固、发展他在内蒙古地区喇嘛教领袖地位。

章嘉入驻台湾之后，使得台湾社会原有的宗教生态开始发生了改变，首批的藏传佛教信徒出现，但是，自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虽有章嘉等僧人进入，但相较于台湾的民间信仰和道教等，佛教的社会影响依然不大。

但是章嘉依然为藏传佛教在台湾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他任职国民大会代表期间，提出了修正《监督寺庙条例》与咨请政府将前日人住持之寺庙会堂财产法物交还各宗教团体依寺庙条例处理案。

为台湾佛教争取到了极大的权益，还曾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195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二届理事长。

这年九月，章嘉还曾率领台湾的佛教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二次世界佛教徒大会，并且在会议期间，与日本政府多次交涉，表明了请回玄奘大师顶骨的决心。

玄奘大师

最终如愿将玄奘大师的顶骨请回台湾，在日月潭建立佛塔虔诚供奉，这也是七世章嘉所做的一件历来为人称道的佛教大事。

但他虽为佛教事业鞠躬尽瘁，却始终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与国民政府同流合污，极力地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利益。

但七世章嘉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实现他的宏图霸业，1957年3月便在台湾逝世了。

另外一位教育界的大师傅斯年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读于陈独秀、辜鸿铭等大师的门下。

1948年时，他曾经当选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有这层关系在，他跟随蒋介石赴台也是理所应当之事。

到了台湾之后，除了随迁而来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外，傅斯年还在台湾大学任教，并且担任校长。

曾有学者指出，在当时那个风雨飘摇的时期，傅斯年和尹仲容可以说是台湾学术界和财经界的两个精神支柱。

傅斯年

傅斯年在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大会上曾经郑重表示：“本人结账台大，当尽绵力，以期成为第一流大学。”

当时的台湾大学前身是成立于日据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日本人成立这个大学并不是要让他承担起台湾高等教育的责任，而是用来控制台湾人。

所以傅斯年说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让台大成为台湾人的大学，担负起高等教育应当担负的责任。

为此，当时的傅斯年就如刚被聘用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样，殚精竭虑。

蔡元培

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广泛搜罗优秀师资，进行“抢救大陆学人来台计划”，但当时很多人来了台湾之后，都觉得条件太差，不远久留，为此傅斯年很是费了一番力气。

第二件事便是全力解决最基本的现实问题。

当时台湾岛遍布二战轰炸痕迹，为了安顿学生，他决定扩建宿舍，为了台湾大学的发展，他不惜和师院、省立工学院、省立农学院等四所学院抢资源、抢资金、强设备，而他的霸道连教育部都无可奈何。

然而，还未等傅斯年大展宏图，彻底带台湾大学腾飞，他的大限便到了。

1950年十二月二十晚，傅斯年在台北南海路五十四号参加省议会，刚刚发言完毕，正在往台下走的傅斯年步履略显虚浮，不一会儿便突然倒了下去。

而这一倒，一代学术大师再也未醒来，年仅54岁的傅斯年倒在了刚刚上位七百多天的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张大千是1949年时被蒋介石接到台湾的，与以上其他人都有所不同的是，张大千本身没有什么政治立场，作为一个画家，他需要的只是自由的环境。

蒋介石对他作出了承诺， 而张大千在台湾时期也确实有不小的成就。

赴台当年十月，张大千便举办了个人画展，引起了台湾画界，的轰动。

在台湾的几十年间，他并不是一直定居，作为一个画家，他需要到世界各地参加展出，寻找灵感，与大师们切磋技艺。

张大千

所以，当时蒋介石将大师带去台北为自己所用的算盘打得叮当响，却也因为承诺给他的宽松条件使得张大千一直到晚年才真正定居在台北。

自张大千回到台湾之后，因为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管是台湾当局还是商界人士，都想和张大千搭上关系。

裕隆汽车公司的董事长严庆龄替友人向张大千求画作，听闻张大千没有自己的汽车，便主动提出愿意赠送一辆本厂新产的“裕隆200型汽车”。

严庆龄

后来，张大千还在台北四处寻地，最终与台北市至善路购入了一块地皮，亲自画出了建筑草图，请人建造，还取名为“摩耶精舍”。

摩耶精舍落成之后，张大千才算完全安顿了下来，后来他便经常在台北举行画展，1977年12月还在台北出席了亚太区博物馆会议，作了题为《论敦煌壁画艺术》的演讲。

在81岁到84岁四年间，张大千在台湾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张大千书画集》等五部著作，包括台湾在内，于多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五次，还创作了篇幅巨大的《庐山图》、《宝岛长春图》等作品。

晚年的张大千过得是充实的，愉快的，但心中仍有很多遗憾，他与远在大陆的亲人一直到1983年去世，都未能实现欢聚一堂的愿望。

不管是孔德成还是张恩溥，亦或者七世章嘉，他们在去台湾之前，或多或少都与蒋介石有所勾结，早已经不是纯粹的学者、宗教领袖。

蒋介石与这三位大师从一开始便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关系，如果说这三位大师代表的是传统，那么傅斯年和张大千等文人墨客便属于台湾新兴的未来。

蒋介石甚至中国人对正统的认可，带走儒家正统孔德成、道家正统张恩溥、藏传佛教正统七世章嘉，带走代表着最先进科学知识的学者，就是在告诉中国百姓，真正能够胜任总统之位的，只有他蒋介石。

也表明了他卷土重来的决心，可天并不遂人愿，蒋介石以为掌握了所谓的“正统”，人心就会再次聚集到他身边，殊不知百姓有一双雪亮的眼睛。

究竟谁才是真正能够带领中国走向光明的人，他们看得非常清楚，心里也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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