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220年-280年)是中国历史上位于汉朝之后，晋朝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个时期，先后出现了曹魏、蜀汉、东吴三个主要政权。那么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关于魏武三诏令：曹操多次发布求贤令，是唯才是举，还是打压士族的详细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建安十五年(210年)令：“……天下未定，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齐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唯才是举，吾得用之。”

　　在这份《求贤令》中，曹操第一次发出了“唯才是举”的呐喊。曹操看来，如果只选用清廉之士，齐桓公就不会重用生活奢华的管仲，也就谈不上什么霸业了。曹操历史性的提出了选用人才可以不注重“品德”只注重才能。“盗嫂受金”之人也可用，这与汉代以来“举孝廉”，注重清誉名流的选才标准大不一样。

　　十九年(214)令：“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一年刘备夺益州，曹操征孙权受挫。在这道令中，曹操继续以“盗嫂受贿”的陈平为例，称陈平能帮助刘邦建立大汉，言而无信的苏秦能救济弱小的燕国，说明“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不能因为人的品行有短处，就弃才不用，朝廷要重用有才之人，不要有所遗漏。

　　二十二年(217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今天下得无高才异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此时的曹操已是魏王，各种礼仪车马服饰已经直逼天子。在第三道诏令中，他以伊挚、傅说、管仲、吴起、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八位有污点的谋臣武将为例，认为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便出身低贱，即便曾经是敌人，即便身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都可以为“我”所用。

　　以上就是著名的“魏武三诏令”，曹操在210年-217年，连续发布三道求贤令，而且每道的诏令的基本意思都差不多，都是坚持“唯才是举”，不必过分强调所谓道德。“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徒，只要有治国强兵之术，也要举荐上来予以重用。

　　曹操发布三道“求贤令”，是单纯的为了招揽人才，还是另有深意?

　　一、真心招揽人才

　　我们评价一个人、一件事情，首先不要恶意揣度他人。因此，我认为在210年曹操第一次发布求贤令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想以“唯才是举”的原则招揽人才。当时赤壁之战过去两年，孙刘联盟越来越稳固，曹操知道自己统一天下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事情，所以他想挖掘更多的人才，作出更大的功业。

　　曹操是一个英才卓绝的人，所以他不光是呼吁“唯才是举”，一直以来他都是那么做的。曹操早期的谋士戏志才“负俗之讥”，鬼才郭嘉“不治行检”，“性格刚戾”的程昱，有“毒士”之称的贾诩，贪财的丁斐、蒋济等等，他们在曹操麾下都成为了曹魏举足轻重的人物。

　　二、打破两汉以来“重名轻实”的官员选拔制度

　　曹操的求贤令，其实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曹操所提出的“唯才是举，不重品德”是与当时主流社会相悖的。曹操此举是为了打破两汉以来“重名轻实”的官员选拔制度。两汉实行察举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光武帝非常重视儒学，所以到了东汉中后期，社会上流行的是品鉴人物、清议高名。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曹操当年也想求得汝南名士许劭的评语，许劭本来看不起曹操阉宦出身，被曹操逼的无奈，才给出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连曹操这样洒脱不羁的人，都需要名士的点评加持，可见当时品评、清议、虚谈风气之盛。

　　另外不得不说，由于察举制这一入仕机制的导向，导致两汉士人重视品德名声进入了一种“偏执”的状态。为了能够得到“孝廉”的名声，士子都“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矫揉造作的自我修饰，依讬经术以博取名声，最终入仕。我们翻开史书，往往超长守孝、为故吏奔丧、推财让人的事例比比皆是。

　　三岁让梨的孔融大家都不陌生，他是孔子后人，孔融就是典型的品德高尚、名重天下的大名士。然而孔融的治国理政能力实在“惨不忍睹”：为北海相时本想有一番作为，但面对黄巾军却毫无办法，结果连家室也被虏。在司马彪笔下，孔融任用小人，内政一片混乱，百姓怨声载道。

　　荆州牧刘表在天下大乱之前，也是大名士，“八及”之一，然而其在乱世之中虽然跨有江、汉，却仅仅是个自守之徒。许靖是许劭的堂兄，后来辗转成了刘备属下，刘备本来不想任用他，法正却劝说刘备：“许靖虽是获虚誉而无其实者，宜加敬重以眩远近。”

　　三、贬抑士族，为篡汉扫清障碍

　　逯耀东先生评价曹操的求贤令：他深深了解这批名士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与影响;以及他们互相标榜，臧否人物，不仅影响政府用人的权力，同时在社会上造就一批名实不符的浮华之士。

　　如果曹操想建立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或更进一步篡夺刘氏政权，都必须先铲除这些出身于大家世族的名士。一再强调他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彻底否定了两汉才德并举的选举标准。因此，魏武三令并不是乱世求才的权宜之计，而是曹操透过用人制度，打击大族与名士的政策。

　　察举制的另一个恶果，就是门阀士族的萌芽与发展。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弘农杨氏“四世太尉”，其实东汉中后期，门阀士族已经开始萌芽。袁绍、杨修的家族由于一直有人担任高官，所以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他们的家族势力也越来越庞大，累世公卿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秩序，是每一个站在时代风口浪尖关键人物所想要做到的事情。曹操一方面是想改变东汉以来华而不实的选官制度，同时他也想遏制不断发展壮大的门阀士族，因为如果任由他们发展，他们或许会是自己前进的最大阻力。

　　尽管曹操一直有意无意的打压士族，坚持唯才是举，然而在他死后。曹丕为了能够获取士族集团的支持，还是进行了妥协，采纳了陈群提出的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潮流，不是某个人能够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