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这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口从不到1亿迅速增长到4亿多，实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爆炸式增长。这一巨大的变化背后，既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政府政策的推动。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粮食产量增加等因素为人口的蓬勃增长提供了基础条件；同时，清朝政府通过废除厂籍制、开发边疆、实施优生优育政策等举措，积极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这一人口增长浪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社会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的一面，也为后来中国人口的巨大底蕴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21年5月11日上午10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会上通报：目前全国人口共有141178万人。当然中国的人口数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数据：1990年中国的人口是11.4333亿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是5.4167亿。再往前的晚清民国时期并没进行过系统的人口普查工作，但民间一般有所谓“四万万国民同胞”之说。

中国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形成了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华文明兴起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冲击平原是难得的适宜农耕之地。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早在7000年前就培育出水稻了。定居农业这种生产形式的出现使当时的中国比起很多尚处于原始刀耕火种生产方式的地区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西汉时期中国人口就已突破了5000万。即使时至今日全球近两百个国家中也只有27个拥有5000万以上的人口。

可中国的人口数量并非始终呈直线上升状态。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在历史上也曾多次经历过人口大规模灭绝的现象。在经历汉武帝与匈奴长年累月的战争后汉帝国5000万人口已锐减一半。在此之后虽有昭宣中兴休养生息使人口数量有所恢复，然而在经历两汉之交的战乱后东汉初期的人口大约只有2100万。到了东汉极盛时期人口已基本接近于汉武帝时期的5000万。

可黄巾起义的爆发以及之后的群雄割据混战导致中原大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到了公元三世纪魏、蜀、吴三足鼎立之时三国人口相加约为1660万。西晋统一后通过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口逐渐接近了4000万，但在经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之后中国人口又锐减到1000万左右了。此后华夏大地又经历南北朝的纷纷扰扰，所以这一时期人口始终没太大的增长。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南北后人口一度上涨到4600万。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唐朝的人口统计数据为5300万。这是千年来中国人口首次突破汉武帝时期的5000万峰值，然而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唐朝人口又锐减到两千二百三十万，唐朝末年爆发的黄巢起义又进一步导致中国人口减少了1187万。两宋时期尽管在与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但对发展国内经济民生却很在行。

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户口统计数据为2340万户、12600万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首次突破1亿，可在此之后华夏大地又经历了靖康之变、元灭南宋、元明易代等战乱。到了明万历年间中国人口逐渐增长到1.97亿左右，然而明末清初人口的战乱再次导致人口锐减。根据清军入关后重新进行的户籍统计资料显示：当时被纳入朝廷的户籍统计人口约为1亿左右。这比之万历年间几乎减少了一半。

可到了康熙年间人口就恢复到1.5亿左右，到了乾隆年间就超过了明代人口的最高峰并突破2亿大关，到近代晚清时期尽管战乱频仍，却大体上始终维持着四万万同胞的规模。可以说清朝用两百多年时间实现了此前历朝历代在几千年时间中都没能实现的人口增长。其实清代人口的起点基数是相对比较高的。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明显加快其实始于清代之前的明代。

明初人口约为6500万~8000万人之间，到万历年间就已增长到1.97亿，即使在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后仍有近亿人口。明末清初的战乱确实造成了人口大量锐减。首先这一时期发生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张献忠屠蜀等屠杀事件。这直接导致大量人口直接死于战乱屠杀。明末清初饥荒、瘟疫等天灾也颇为频繁。由于战乱导致国家无力救灾，所以又有大量人口死于自然灾害。

死人当然不可能再繁衍后代，活下来的人也因为营养不良导致生育下降。战争期间侥幸活下来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沦为脱离国家户籍统计的流民。因此战乱过后国家户籍统计人数往往远远低于实际人口数。尤其是明清易代后一部分反清复明人士及其后裔远走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造成中国人口外流的现象。在经历这些变故后清初仍有近亿人口证明清朝一开始的人口起点基数就比较高。

清朝的人口起点基数高是事实，可清朝两百多年人口增长迅速也是事实。首先中国的耕地面积在清代比起以前扩大了，因此可以养活相对更多的人口。关于清朝的疆域是不是比此前的朝代大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这些争议，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清朝对边疆领土的控制力度远远强于之前历朝历代那种松散的羁縻统治。

清朝在东北、台湾、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都直接派驻了官僚、驻扎了军队。在清军入关之前肥沃的东北黑土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台湾在郑氏政权被平定以前也存在大量未经开垦的荒地。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乃至人口的流动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清代的闯关东、走西口、填四川、过台湾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原来很多未开垦的荒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发。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过程的梳理可以发现造成人口大规模灭绝现象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战乱。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明清易代这些战乱都造成了人口大量锐减。清代自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起尽管历经与台湾郑氏政权、沙俄、准噶尔汗国等对手的战争，可这些大多发生在边境局部地区的战争对中原内地民生并没造成过多的影响。

从1681年三藩之乱被平息到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这115年的时间内中原地区从未发生过大的战乱。长达115年的基本和平局面在时间跨度上超过了汉唐时期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长期的和平局面对人口增长的确是颇为有利的。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人口已增长到四亿多。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因此国家的收入主要也来自于农业生产。

直到明末清初赋税的主要形式仍是人头税：无论地主还是贫农都必须按人头把赋税交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富人尽管钱多地多，可只要他们家人不多，那么交的税就不多；穷人钱少地少还交不起税、吃不饱肚子。因此穷人就不敢多生孩子，因为生多了也养不活。在那个避孕手段尚不发达的年代弃婴也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下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女孩一被生下来就遗弃的风俗。

这种风俗的形成导致穷人家的男孩长大后往往娶不到老婆，所以这些家庭最后还是面临绝后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增长自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1712年康熙提出了一个政策叫“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原有人丁还是照常上税，新生的孩子则不必交纳人头税。这其实就相当于告诉老百姓可以放开生。到了雍正朝又在康熙年间的“永不加赋”政策基础上进行了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

摊丁入亩就是把原来的人头税改成土地税。在人头税政策下一个地主家庭5口人和一个穷人家庭5口人上的税一样多。在这种政策下穷人只会越生越穷，所以到后面就根本不敢生了。“摊丁入亩”施行后收税的依据由人丁变成了土地：土地多的家庭多交税，土地少的家庭少交税。税制改革的作用可谓是立竿见影：摊丁入亩政策推行后人们的生育热情明显提高了不少，因为广大的穷人们再也不怕生孩子增加负担了。

从明弘治十二年（1499）起一直到清末为止陆续有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番茄等近30种农作物从海外引入中国。玉米、番薯、马铃薯都是耐旱、耐贫瘠的高产作物，于是这些作物就在一般的粮食作物难以生存的贫瘠土壤上大量种植。高产作物的引进使单位面积的耕地实现的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因此足以供养相对更多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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