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及其家族役使的奴仆。而宦官如果拥有一部份君主权力，他们就会影响朝政从而形成宦官专权，不断掀起腥风血雨。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汉：外戚专权现象十分严重，皇帝为收权而重用宦官

　　东汉宦官专权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皇帝的普遍年幼，由于皇帝年幼无知，朝政便往往操之于其幕后之首，而母后临朝又往往依赖于外戚，结果导致东汉外戚干政现象十分严重。而当皇帝逐渐长大，想要收回权力，长于深宫、势单力孤的皇帝，所能依靠的也仅有朝夕相处的宦官，而这便是东汉宦官专权现象极为严重的原因。

　　经过对东汉生卒年分可考的13位皇帝进行统计(前少帝刘懿出生年份不详)，东汉皇帝的平均即位年龄仅为12.3岁，除了前三位皇帝外，其余所有皇帝即位时均不超过15岁，即位年龄最大的汉桓帝即位时也不过14岁，年龄最小的汉殇帝即位时更是刚满百天。

　　东汉的宦官干政，实际上从第四位皇帝汉和帝刘肇便已经开始。由于刘肇即位时年仅十岁，便由其母窦太后临朝，结果便导致以窦宪为首的窦氏外戚迅速进入权力核心，迅速掌握了兵权和政权，皇帝基本被架空。随着汉和帝的长大，最终于永远四年(92年)在中常侍郑众的帮助下诛除了窦氏及其党羽。凭借此功，郑众开始参与政事，结果东汉宦官干政先例自此出现，十年后郑众又被封为鄛乡侯，这又开了宦官封侯的先例。此外，汉和帝还增设中常侍为十人，小黄门为二十人，使得宦官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宦官还可以“兼领卿署之职”。

　　于是，自汉和帝以后，宦官权势开始持续扩大，他们在帮助皇帝稳固权势的同时，又借此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

　　而到了汉冲帝以后，梁氏外戚又迅速崛起，梁冀的两个妹妹先后被立为皇后，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也皆由梁冀拥立即位，结果便是梁冀长期把控朝政，皇帝反而成为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汉桓帝为了收回权力甚至不惜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

　　最后，唐衡、单超、徐璜等人在皇帝的支持下，调动羽林军千余人，趁其不备包围了梁冀住宅，梁冀与其妻被迫自尽，党羽宾客也大多被杀，因诛杀梁冀有功，唐衡、单超等五人于一日之内同被封侯，时人并称“五侯”。此后，“五侯”在朝中迅速崛起，任人唯亲、排除异己，虽然后来“五侯”也被汉桓帝贬谪，但侯览、苏康、管霸等宦官却又再度崛起。

　　综上，汉朝宦官的崛起，乃是源于皇帝与外戚的矛盾，而宦官在诛除外戚过程中不仅立下功勋，同时也赢取了皇帝的信任，而那些朝中大臣由于在外戚专权时，大多选择依附，反而不为皇帝所信任，结果便导致即使外戚被诛除，皇帝重掌大权后也往往更愿意将权力交给宦官。

　　唐朝：“安史之乱”后大臣不被信任，皇帝为安全而宠信宦官

　　唐朝初期，朝廷对于宦官限制极为严格，唐太宗便规定内侍“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虽然唐太宗去世之后，宦官数量不断增加，到唐中宗时已经达到三千余人，但内廷依然延续着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的规矩，直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

　　自武则天称帝建立武周之后，唐朝便陷入了相当长的一段混乱期，先是“神龙政变”推翻了武则天，紧接着“景龙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接连爆发，而在此过程中，唐玄宗李隆基之所以能够铲除韦皇后和太平公主，夺取和坐稳皇位，宦官高力士可谓功劳不小。

　　于是，唐玄宗即位之后，高力士迅速得到重用，高力士得以以右监门卫将军的身份执掌内侍省，一时间在朝中权势高涨，就连太子李亨、权相李林甫、藩帅安禄山也要想方设法的巴结。到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唐玄宗又增设内侍监作为内侍省长官，并任命高力士和袁思艺为内侍监，正式打破了唐初的规定。同时，唐玄宗还往往派宦官作为监军，从而加强对节度使和军队的控制。

　　而“安史之乱”爆发后，鉴于朝中大臣在该事件中的表现，以及宦官集团表现出的忠心，唐肃宗李亨即位之后，不仅加大了对鱼朝恩、李辅国等宦官的宠信，甚至派宦官对朝廷官员予以监视。《旧唐书》有载“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谐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无敢异议者”，宦官李辅国的权力可见一斑。

　　而在鱼朝恩掌权时期，由其领导的神策军迅速发展，并得以加入中央禁卫军，地位迅速得以提升。由于神策军曾为防御外敌的军队，久经沙场、战力强大，因此后来唐代宗虽然除掉了鱼朝恩，但却保留了神策军，同时仍以宦官予以管理，用以巩固皇权。

　　唐德宗时期，其早年曾锐意改革，改以白志贞管理神策军，用以削弱宦官的权力。结果，在建中四年(783年)的“奉天之难”中，当泾源镇乱兵攻破长安，唐德宗仓皇逃至奉天，并被叛军包围一个多月的情况下，白志贞领导下的神策军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保护他，反倒是宦官窦文场、霍仙鸣护驾有功。于是乎，唐德宗彻底对朝臣失去信任，重新任命窦文场、霍仙鸣为神策中尉，并由此形成了宦官执掌禁军的定制，后又陆续增设大将军、将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等职务，并不断扩充神策军，遂使神策军成为禁卫军主力。

　　唐朝中后期，随着藩镇割据局势越来越严重，神策军已经成为了维护皇权和皇帝安全的最后保证，而掌握了神策军的宦官，借此权势大增。到唐顺宗时，宦官集团的权力便已经严重到了干扰皇权统治的地步，此后甚至开始干涉皇帝的废立。

　　综上，唐朝的宦官干政，主要源于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奉天之难”中大臣们的表现，简直让皇帝失望透顶。为了稳固皇权，皇帝也只能以通过相对更容易控制和表现极为忠诚的宦官，来控制军队和朝中大臣。

　　明朝：皇权与文官集团矛盾尖锐，皇帝通过宦官对抗外廷

　　明朝的宦官干政，源于特殊的“票拟”制度，即朝中的大小事务，先由内阁拟定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呈送皇帝决策。这种制度下，内阁只是掌握着一定的建议权，而六部则掌握着执行权，至于决策权则被皇帝牢牢地掌握在了手中。

　　而在“票拟”制度下，宦官最初只是担负着呈送和转交奏折的工作，直到明宣宗时期，他为了降低自己的工作量，于宣德元年(1426年)设立“内书堂”，教授太监读书识字，从而打破了朱元璋不许宦官识字的规定。之后，明宣宗又设立秉笔太监和监掌印太监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其中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行“批红”之权，而掌印太监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

　　虽说“票拟”制度一定程度降低了皇帝的工作量，但事实证明批阅大量奏章是一个人难以办到的，尤其是长此以往，对皇帝来说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于是，皇帝便开始将一些不太重要的奏折交给宦官来代批，而经过内书堂训练的宦官也就此开始成为皇帝重要的帮手，而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由于获得了一定的决策权，开始逐渐坐大。

　　而就在宦官逐渐掌权的同时，内阁权力也开始不断加大，最初内阁官员不仅品级较低，而且只有建议权。明仁宗时期，因杨士奇、杨荣乃东宫旧臣，于是两人不仅得以进入内阁，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正是自此后内阁权力开始加重。到明代宗时期，王文以左都御史升任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此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内阁开始逐步成为文官领袖。

　　明英宗时期，由于“土木堡之变”的爆发，导致武将和功勋集团出现断层，再加上于谦等大臣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出色表现，导致明朝文官集团的崛起速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朝代。而明朝的文官又有一个典型特点，那便是不仅掌握着朝政运行，甚至对皇帝私生活的干涉也十分严重。于是，明朝虽然没有相权与皇权之争，但却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文官与皇权之争。

　　皇帝为了摆脱文官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便开始通过加强厂卫权力来对抗外廷。最初，内廷对抗外廷，只能通过手中的批红之权和厂卫职权，仍然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然而，文官也并非铁板一块，同样存在党派之争。于是，宦官崛起之后，自然便有一大批平日里被打压的文官聚集到他们身边，这便使得内廷的触手开始伸到外廷，从文官内部瓦解文官集团，权力开始不断扩大，这便是宦官集团(阉党)的由来。

　　而宦官集团的出现，却进一步加强了文官之间的凝聚力，彼此之间甚至放弃成见共同对抗宦官，毕竟大家有了共同的敌人。而随着文官凝聚力的加强，反之又助长了宦官的专权程度，比如东厂、西厂、内厂的先后设立。双方简直斗得不可开交，却又不亦乐乎，进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综上，明朝宦官专权局面的形成，源于特殊的“票拟”制度，而发展于文官集团与皇权的矛盾，恶化于内廷、外廷之党争。不过，明朝宦官权力再大，也只是皇权对抗外廷的工具，他们的权力源头还是在于皇权，因此一旦失去皇权支持，宦官权力再大也会迅速败亡。这便是明朝宦官干政虽然严重，但却不像东汉和唐朝那样足以威胁到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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