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文化繁荣，在诗、书、画、乐等方面都涌现了大量名家，唐代历代帝王对唐乐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下面趣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帝王作为统治阶级，在我国阶级社会的特权等级中，处于权利最高层。纵观中国古代音乐史，统治阶级与音乐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是以“礼乐”文明的国家，一方面，音乐被作为政治工具，始终与礼相伴，为统治者用来稳定社会、巩固其政权统治;另一方面，又被作为统治者奢靡生活中的重要娱乐工具。

　　唐代音乐主要集中在宫廷、贵族、官僚之间，唐代帝王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帝王音乐世家”，其自身的善乐、好乐，同时，由于出身贵族，极其奢华享受的生活作风，从而使音乐无论是作为政治工具还是享乐工具，在他们的生活中均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又因为唐代帝王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音乐修养、音乐喜好等均有所差异，所以在唐代音乐的发展中，唐代诸皇帝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也有所不同。因此，唐代帝王的个人音乐喜好、音乐思想、对音乐的重视程度、及所推行的音乐政策，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人的音乐生活、唐代音乐的整体发展。

　　唐代帝王以其自身的善乐、好乐、倡乐，对唐乐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

　　乐人是音乐发展中最直接的创造者、参与者。在唐代，乐人数量极其庞大，唐之盛时，仅太常及鼓吹署乐人就已至数万人，且未将宫伎、家伎、官伎、私伎等纳入其中。可见，唐时乐人规模之宏大。尽管唐代有非常严格的乐籍制度，在法律上，乐人的社会地位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但在帝王的普遍重视下，其实际地位却非常高，这无疑为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人才资源。唐时帝王对乐人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他们重视音乐人才的培养，增设了如教坊、梨园、仙韶院等宫廷音乐机构，唐玄宗还亲自教授梨园弟子。这些音乐机构也都具有一定的音乐教育功能，在帝王的重视之下，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乐人，还极大地提高了乐人的音乐技艺，如张红红、许和子、李龟年、雷海青等唐代一大批著名的乐人均出自于上述音乐机构。

　　其二，在制度上提高了乐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如高祖颁布《太常乐人蠲除一同民例诏》，赦免前代乐人的贱民身份;中宗神龙三年，对一般乐工免征徭役;德宗元和八年，免除借宣徽院乐人官宅制;武宗敕文规定京畿诸院太常乐及金吾角手免正身一人差使;等等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从而为乐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其三，众多乐工被授予极高的官职。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如高祖、太宗、玄宗、文宗等帝王都曾授予乐人官位，所授乐人包括前代乐工祖孝孙、舞胡安叱奴、王长通、龟兹乐人白明达、乐官冯定、乐工尉迟章、云朝霞、等等。尽管唐时帝王对乐人授予官职也时常遭到朝臣的不满，虽有所收敛，但最终还是授予乐工职位。可见，这些帝王对乐人的重视。另外，从所授乐人的性质来看，唐代帝王在重用乐人方面也具有开明的思想。

　　其四，赐予乐工丰厚的待遇，从而保障了乐工的经济收入。帝王对乐工赐予金钱等财物，在唐时已为常事。尤其是中晚唐帝王，即便当时唐王朝国力衰退，依然不减对乐工的赏赐，且赏赐不仅丰厚，还十分频繁。尽管此举极为不利于唐代经济的发展，但对于音乐的发展却有着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帝王对乐人的重视，使乐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其中器乐、散乐、歌唱、舞蹈、作曲等人才皆有。这些乐人的加入，不仅使唐乐在音乐形式上更加丰富，还从整体上提高了唐代音乐文化水平。

　　二、提高了音乐技艺水平

　　唐代帝王在政治上和音乐上所施行的一系列积极举措，不但带动了唐人普遍参与音乐生活的热情，且在促进唐乐多样化、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从整体上提高了唐代音乐技艺水平。

　　1.歌舞方面

　　唐代音乐本就以歌舞音乐闻名，自然不乏歌舞人才，如宫廷歌唱家永新、念奴、何满子、张红红、杨琼;舞蹈人才谢阿蛮、安叱奴、等等。而唐代帝王又尤其好于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在他们的重视下，歌舞技艺更是发展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本文仅选取如下一、二加以说明：

　　永新，其歌唱造诣深厚。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认为“韩娥、李延年殁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可见，能与她的歌唱造诣媲美的只有千余年前的韩娥、李延年。《乐府杂录》中更赞其歌声“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召李谟吹笛遂其歌，曲终管裂”、“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断肠”，从中也可知，永新的歌唱不仅极富情感，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她的歌唱造诣更是得到了玄宗的认可，赞其“歌值千金”。

　　念奴，其歌唱造诣被誉为“宫伎中第一”。玄宗赞其：“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宋代著名的词牌《念奴娇》，便是为赞美其歌曲而作。元稹《连昌宫词》评其歌唱“飞上九天歌一曲，二十五郎吹管逐”。由上可知，念奴具有极高的歌唱造诣。

　　除上所述，在舞蹈方面，唐代乐工的舞蹈水平整体都非常高，这从唐代诸多乐舞作品的规模便可窥探一二。唐时乐舞的编排非常灵活，且形式多变。舞者多则达900人，少则三人，如坐、立部伎作品。这就必须要求有一批技艺水平高超的舞蹈人才，如乐工技艺水品不足，很难把握好这些灵活多变的乐舞作品。

　　2.器乐方面

　　唐代帝王善乐，其中不乏善器乐演奏者，如高祖、玄宗、文宗等。在他们的重视下，不仅促进了这一时期器乐的发展，如琵琶、羯鼓、笛子等。还极大地提高了器乐演奏水平，尤其是琵琶。不仅涌现了一大批技艺高超的器乐演奏家，如段善本、康昆仑、李管儿、曹善才、曹钢、等等;还有器乐改革家，如裴神符等。本文仅选取如下一、二加以说明：

　　段善本，琵琶大师，尤其擅长即兴移调演奏。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记有其与康昆仑竞技之轶事。大意是说康昆仑乃当时琵琶演奏第一手，要是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那么街西便无人能敌。可见康昆仑的琴技被人们极为肯定。

　　然而在竞技的过程中，遇段善本弹琴后，大为震撼。后来德宗召段善本入宫，异常嘉赏，又令其教授康昆仑。段善本以康昆仑琵琶演奏技艺太杂，令其停奏十年。十年后康昆仑拜其为师，技艺大长。

　　除此之外，宫女罗黑黑隔帷听乐，一遍而得，这虽为唐乐发展中的一个掠影，但足以窥探当时唐代整体音乐技艺水平较高的事实。

　　3.音乐评论方面

　　唐代帝王普遍重视文人学士，由此，也促进了唐代文学的发展。在帝王的倡乐下，这些文人学士普遍好乐，加上他们深厚的文学造诣，也由此诞生了一大批音乐评论家。如白居易、杜甫、元稹、等等，在他们的诗歌中不乏一些咏乐诗，其中歌唱、器乐等皆有。唐代咏乐诗极其丰富，本文仅列举一、二加以说明：如白居易《问杨琼》一诗“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唯唱声”。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等等。这些咏乐诗的描述极其形象，其中一些咏乐诗句依然为今人所用，其艺术价值之高。音乐评论必须具有一定的音乐修养，从唐代这些音乐评论家的大量咏乐诗中，我们足可见，唐代文人不仅好乐，还普遍具有一定的音乐修养。

　　三、丰富了唐代音乐作品

　　音乐创造者、音乐、受众是音乐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唐代帝王被公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帝王音乐世家”，他们中的大多帝王善乐，且在音乐方面有着一定的造诣。从文献资料来看，其中有明确记载的帝王就有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德宗、文宗、宣宗等。

　　他们或善乐器演奏、或善作曲，或二者兼备，如高祖善琵琶;太宗不仅好于音乐，且在音乐上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学界也多肯定他的音乐思想对唐代音乐发展的意义。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参与乐舞的创作和编订;高宗通晓音律，善作曲，他创作的作品风格多样;

　　武则天不仅能亲自作曲，还参与乐舞的编排、主持乐律学著作《乐书要录》的编撰;玄宗的音乐造诣更是毋容置疑，在帝王中，他是历史上公认的“帝王音乐家”，他不仅精通音律、善于作曲及各种乐器的演奏，还具有极强的音乐管理能力;另外，德宗、文宗、宣宗也都能作曲，文宗还善吹小管;等等。

　　尽管他们并非职业音乐人，并非音乐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但他们的善乐、好乐、倡乐，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着唐乐。

　　首先，帝王的善乐，为大唐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其中包括器乐曲、歌舞大曲、道调、军乐、雅乐、等等。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作品大致如下：太宗造《破阵乐》《庆善乐》;高宗所造有《上元乐》《庆云》《一戎大定乐》等20余首作品;武后造《神宫大乐》《曳鼎歌》《鸟歌万岁乐》等等;玄宗创作的作品仅羯鼓曲就达92首之多，

　　他还创作有《霓裳羽衣曲》《光圣乐》等作品;德宗制《中和舞》;文宗制《文溆子》;宣宗作有《泰边陲乐曲》《葱岭西曲》《播皇献》等数十首作品，其作品后来传入民间;等等。

　　这些作品不仅风格迥异，形式多样，且在创作中还融入了更多其他民族的音乐元素。它们的成功创作不仅代表着当时唐乐发展的水平，也反映出唐乐兼收并蓄的风格。同时，这些作品还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如《霓裳羽衣曲》《破阵乐》等作品被带到日本后，也进一步丰富着日本音乐。另外，这些被保存下来的作品也成为今人认识唐乐的重要线索。

　　其次，在他们的重视下，还命乐工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音乐作品，如高宗命白明达作《春莺啭》、命太常乐工制《白雪》;玄宗命乐工制道调;以及文宗命乐工制“仙韶乐”;等等，从而进一步充实着唐代音乐作品。

　　四、促进了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唐王朝以其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国际上有着极高的影响力。唐代帝王在政治上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唐朝对外交流极其频繁。在此过程中，他们开明的音乐思想，以及对音乐的倡导和重视，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其一，唐帝王不但完整地继承了隋“九部乐”，还在此基础上扩充为“十部乐”。这十部乐更多则是以外来音乐为主，如西凉、西域、印度、今中亚乌兹别克、新疆喀什葛尔、朝鲜、韩国等地。从整个唐代帝王的宴乐活动用乐来看，“九部乐”一直沿用其中。唐帝王对其重视，也可见他们对于外来音乐的开放态度。

　　其二，唐代帝王倡导献乐活动。其中包括“四夷”和“边地”所献之乐，“四夷”献乐，如睿宗时，婆罗门献乐;德宗时，南诏、骠国献乐;宪宗，高丽献乐;等等。“边地”献乐兴起于玄宗，这一时期所献之乐如《婆罗门》《伊州》《凉州》也都为外来之乐。

　　其三，以初、盛唐时为代表的帝王还主动吸收外来音乐，其中尤以龟兹音乐为主，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坐部伎作品《破阵乐》《庆善乐》，其中除《庆善乐》采用西凉乐创作外，其他均以采用龟兹乐为主而创作。另外，玄宗时还将道调、法曲与胡部结合，并大大提高了胡乐在唐的地位。

　　其四，唐帝王在政治上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扩大了唐乐的影响力，也促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如日本、高丽、天竺、扶南等都与大唐交流频繁。据《旧唐书》《魏书》的记载，日本遣唐使19次来唐;高丽在唐文宗开成五年就有105名留学生归国，这才仅仅一次的数量，且仅新罗一带。可见，当时文化交流的频繁程度。当然，这期间唐王朝也有不少使者去到日本、天竺等地，使中国音乐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综上所述，帝王在唐乐与外来音乐的交流与融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他们的重视下，外来音乐在唐极为盛行，在当时不仅形成了“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况，也使唐乐在兼收并蓄的同时，丰富了其自身的音乐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