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其著作《论世界公民意图》中提出了世界公民的理念，即每个人都应该视自己为全球公民，而非局限于特定国家或种族身份。这一理念影响深远，塑造了普遍历史观念，强调人类共同体的意识和责任。在当今世界，这一理念更加重要，因为全球化和跨国交流日益增多，人们需要超越国界和种族界限，共同面对全球性问题。因此，康德的世界公民意图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人们出自形而上学的意图制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意志自由概念，意志的现象，即人的行动，也与其他任何自然事件一样，都是按照普遍的自然规律被规定的。无论这些现象的原因多么隐蔽，以叙述这些现象为己任的历史仍然可以使人产生以下的期望：如果历史从总体上考察人的意志自由的表现，那么，它就能够发现这种自由的一个合规律的进程。而且以这种方式，它也就能够把在单个主体那里显得错综复杂、毫无规则的东西，看作整个类的原初禀赋的发展，这种发展虽然缓慢，但却是始终向前进的。所以，虽然由于人的自由意志对于婚姻、由此而来的生育以及死亡有很大的影响，似乎这些事情不服从任何能使人们事先通过计算控制其数量的规则，但是，在那些大国中，婚姻、生育和死亡的年表却证明，这些事情与很不稳定的气候一样，是遵从稳定的自然规律的。人们不能预先逐一地规定气候的各种结果，但是，在总体上，气候却不会不把植物的生长、江河的奔流以及其他自然事物维持在一个齐一的、不间断的进程中。单个的人，甚至整个民族都很少能想到：由于他们每一个都是依照自己的心意、而且经常是违背他人的心意，追求着自己的意图，因此，他们都是不知不觉地，就像依照一根导线那样，依照他们并不知道的自然意图前进，并且为促进这个自然意图而工作。即使他们知道了这个自然意图，也不会对它发生兴趣。

在奋斗中，人们不像动物那样，仅仅依照本能行事，但在总体上，人们也不像理性的世界公民那样，依照一个商定的计划行事。因此，人们似乎也不可能（像蜜蜂和海狸那样）有一个依照计划发展的历史。如果把人们的所作所为放在世界大舞台上加以考察，那么，我们就不能摆脱某种不满。虽然在单个的人身上偶尔会表现出智慧来，但从总体上来看，归根结蒂一切事物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心，而且经常是由幼稚的恶意和破坏欲交织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终也不知道，应该为我们这个因自己的长处而十分自负的类创造出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这里，没有任何适合于哲学家的答案。除非在考察人及其活动的时候，由于在总体上根本不可能以理性的自身意图为前提，哲学家们试图在人类事物的这种荒诞进程中发现一个自然意图，从这个自然意图出发，自身行事不依照计划的造物，却可以有一个依照自然的某种既定计划发展的历史。我们要看一看，能否为这样的历史找到一根导线，我们还要依仗自然，为我们创造一个能够依照这根导线去撰写历史的人物。自然已经创造了一个刻卜勒，他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把行星的离心轨道置于一定的规律之下；自然也已经创造了一个牛顿，他从一种普遍的自然原因出发解释了这些规律。

命题一

一种造物的自然禀赋注定有朝一日要完全地、合目的地发展出来。在所有的动物那里，无论是外在的考察，还是内在的、或者分析的考察，都证实了这一点。在目的论的自然学说中，一个不再被使用的器官，一项没有达到自己目的的安排，都是一种矛盾。因为如果我们背离了那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不会再有一个合规律的自然，而只会有一个在茫无目的地戏耍着的自然，令人沮丧的盖然性就会取代理性的导线。

命题二

人是尘世间唯一具有理性的造物。在人这里，目的在于运用理性的那种自然禀赋，不可能在个人身上，而只能在类中完全发展出来。一个造物所具有的理性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把运用自己全部力量的规则和意图扩展到远远超过自然本能的程度。在设计自身这方面，理性是无限的。但是，理性自身发挥作用不是出自本能，而是需要试验、练习和传授，以便从认识的一个阶段逐渐地前进到另一个阶段。因此，要想学会完全地运用自己的全部自然禀赋，每一个人都必须长生不死。或者说，既然像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自然规定了人们有限的生涯，那么，这就需要有一个也许无限延续的生育系列，其中每一代都对下一代进行启蒙教育，以便最终把我们类的自然胚芽推进到完全符合自然意图的那个发展阶段。这个时刻必须是人们奋斗的目标，至少在人们的观念中应该如此。若不然，自然禀赋必然会大部分被看作白白浪费掉的、无的放矢的。这样，就会取缔一切实践的原则，自然也就会仅仅在人这里招来儿戏之嫌。而在评判其他所有事物时，通常都必须把自然的智慧当作基本的准则。

命题三

自然希望，人应该完全从自身出发，创造出超越机械地安排自己的动物性存在的一切，并且除了不依赖本能、运用自己的理性自己创造的幸福或者完善之外，不再分享其他任何幸福或者完善。也就是说，自然不做任何多余的事情，在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方面，自然并不挥霍无度。自然赋予人理性以及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意志自由，所以，就人的装备来说，就已经清晰地标明了自然的意图。也就是说，人不应该由本能来引导，或者说，不应该由生而俱有的认识来关照自己、教导自己。毋宁说，人应该由自己本身出发去创造出一切。人的食品、衣着、外部安全和防卫的发明（自然为此而赋予人的既不是公牛的尖角，也不是狮子的利爪，也不是狗的锐齿，而仅仅是双手）、一切使生活变得舒适起来的享受，甚至人的知识和聪明，乃至人的意志的善，都应该是人自己的作品。在这里，自然似乎是在炫耀自己的节约精神，它十分吝啬、十分精确地根据一个原初存在的最高需求来衡量它的动物性装备，好像自然希望，如果人要想通过努力，有朝一日从极度的粗野状态达到极高的技艺，达到思维方式的内在完善，并且只要在世间有这种可能，就由此而达到幸福，那么，人就应该独自作出成就，而且这些成就也只应该归功于人自己。同时，自然的目的似乎更多地在于人的理性的自我评估，而不是在于人的福利。因为在人类事务的这种进程中，有大量的艰辛在等待着人。但是，人的生活是否幸福，这似乎与自然毫无关系。相反，人应该努力工作，以便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配得上享有生活和幸福，这才是自然所关心的。已往的世代似乎只是为了后来的世代才从事艰辛的活动，是为了给后者准备一个阶段，让他们从这个阶段出发，把自然当作自己意图的那个建筑物进一步加高；只有最后那一代才应该享有住进这座大厦的幸福，他们的无数先祖只能为建造这座大厦而工作，虽然这并不是出自他们的意图，但却不能分享自己为之付出了努力的幸福，这样的情况总是令人感到惊讶的。不过，无论这种情况多么令人困惑不解，但是，如果我们有朝一日承认，一种动物的类应该具有理性，作为理性存在物的类，虽然他们的个体都会死亡，但他们的类却是不死的，并且终将完全地发展自己的禀赋，那么，上述情况就是必然的了。

命题四

自然用来发展人们全部禀赋的手段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成为合法的社会制度的原因。在这里，我把对立理解为人们的非社会的社会性（die ungesellige Geselligkeit），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进入社会，但是，这种倾向又同一种时刻要分裂这个社会的普遍对抗紧密相连。这方面的禀赋明显地表现在人的本性中。人有彼此组成社会的爱好，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人能够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人，即能够更多地感到自己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但是，人还有另外一种很强的倾向，即使自己个体化（把自己隔离开来），因为在自身中，人同时也发现了非社会的特性，即一切仅仅以自己的心意为准绳。因此，就像他从自己本身知道他自己乐意对抗别人一样，他也到处遇到别人的对抗。正是这种对抗，唤醒了人的全部力量，使他克服掉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在求名欲、统治欲或者占有欲的推动下，在自己的同类中争取一席之地。他并不乐意忍受这些同类，但是又离不开他们。这样，就实现了从粗野状态到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社会价值中。于是，一切才能都逐渐地发展出来了，鉴赏力也形成了，甚至通过不断的启蒙，也开始建立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使在道德上进行分辨的粗糙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一定的实践原则，使构成一个社会的、病态的、勉强的一致最终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每一个人在提出自私的非分要求时都必然遇到的对抗，正是产生于非社会性。这种特性自身并不怎么可爱，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特性，那么，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尽管充满了完全的和睦一致、心满意足和互相友爱，然而，一切才能终将永远藏匿在胚芽状态中。人们即使善良得犹如自己放牧的绵羊，也很难使自己的存在具有比家畜的存在更高的价值。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人们将不能作为理性的自然填补创造的空白。为了难以共处的特性，为了妒忌的、互相竞争的虚荣心，为了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者统治欲，还真得要感谢自然才是。没有这些东西，人类一切优秀的自然禀赋将会永远沉睡，发展不出来。人希望和睦一致，但是，自然更知道什么东西对人类更有益，它希望的是不和。人希望生活舒适惬意、轻松愉快，但是，自然却希望人能够超越懒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投身于工作和辛劳之中，以便最终找到机智地重新摆脱工作和辛劳的手段。造成这种状况的自然动力，即那产生了许多不幸、但却又使人们鼓足干劲、因而也就促使人们更多地发展自然禀赋的非社会性和普遍对抗的泉源，清楚地揭示出一个智慧的创造者的安排，而不是一个在他的壮丽事业中马虎从事，或者以妒忌的方式毁掉这个事业的恶意的精灵的手。

命题五

对于人类来说，自然迫使人不得不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实现一个对权利实行普遍管理的公民社会。这个社会拥有最大的自由，因而也就拥有它的成员们的普遍对立，当然，也拥有对这种自由的界限最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以便使这种自由能够与他人的自由共存。由于只有在社会中，确切地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然的最高意图，即发展人们的全部禀赋，才能在人类中实现；还由于自然也希望人类，就像实现它的规定性的其他所有目的一样，也实现这一目的，所以，在一个社会中，就可以发现外在的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违抗的强权尽可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社会，即一种完全公正的公民制度，必然是自然为人类规定的最高任务，因为只有通过解决和完成这个任务，自然才能借助我们的类实现自己的其他意图。是困境迫使那些通常对无拘无束的自由颇有好感的人们进入这种强制状态的，而且这是所有困境中最大的困境，因为它是人们互相之间强加给对方的困境。人们的爱好使他们无法在野蛮的自由中长期共存。然而，在这样一种樊笼中，只要存在着公民的联合，那么，恰恰就是这些爱好造成了最好的结果。就像森林中的树木一样，正是由于它们中每一个都试图摄取其他树木的空气和阳光，于是，它们互相迫使对方超出自身去寻求这些东西，从而长得高大笔直。相反，那些能够自由地、互不干涉地、称心如意地把自己的枝杈伸展开来的树木，却长成了畸形，又歪斜、又弯曲。一切装扮人类的文化和艺术、最美好的社会制度，都是非社会性的果实。非社会性迫使人们自己建立起纪律，并且运用被迫采用的艺术，把自然的胚芽完全发展出来。

命题六

这个难题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同时也是人类最后才能解决的难题。甚至仅仅这个任务的观念，就已经把困难揭示出来了。这个困难就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如果它生活在自己的类的其他个体中间，那么，它就必须有一个主人。因为人肯定会滥用他相对于自己的同类所拥有的自由，而且，虽然作为理性的造物，他希望有一种给自由规定全部界限的法律，但是，他的动物性的自私爱好却诱使他，一旦有可能，就使自己成为法律的例外，所以，人需要一个主人，这个主人能够战胜人自己的意志，强迫他服从一个普遍有效的意志，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自由。但是，到哪里去寻找这样一个主人呢？只能从人类自身寻找，舍此别无他途。然而，这个主人同样是一个需要主人的动物。人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着手这件事，但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他怎样能为自己寻获一个自身公正的、同时主持社会公正的元首；不管是寻找一个单独的个人，还是一个由许多为此精选出来的个人组成的团体来担任这个元首。在人们中间，如果没有一个高高在上、依照法律对自己实施控制的人，那么，每一个人都将滥用自己的自由。但是，最高元首应该自身就是公正的，然而，他又得是一个人。因此，这个任务是所有任务中最困难的，要完全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从弯曲的木料中，是无法加工出笔直的东西的。只有接近这个理念，才是自然交付给我们的任务因此，人的作用是很不自然的。我们并不知道其他行星上的居民及其本性如何。但是，如果我们很好地实现了自然的这个委托，那么，我们就能够夸口说，在这个世界大厦的邻居中间，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地位。也许在这些邻居那里，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涯中完全地实现自己的规定性，但是，在我们这里情况完全不同，只有我们的类才能够希望做到这一点。1。此外，说这个任务最后才能着手解决，其根据在于：为此需要对一种可能制度的本性有一个正确的概念，要求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而且在所有这些东西之上，还要求有一个准备接受这种制度的善良意志。这三个条件是很难在某一天齐备的，即使能够齐备，也会很晚很晚，要等到许多次徒劳无功的尝试之后。

命题七

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制度的难题，取决于国家之间合法的外部关系这个难题，没有后者，前者是不可能解决的。在单个的人中间建立一种合法的公民制度，也就是说，建立一个共同体的秩序，这有什么意义呢？正是迫使人们这样做的那种非社会性，也使每一个共同体在外部关系中，即作为一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的联系中，拥有无拘无束的自由，而且还使一个国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会给自己造成的灾难，正是这种灾难给单个的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进入合法的公民社会。因此，自然再次利用人们之间的难以共处，甚至利用这种造物的各大团体之间和国家机构之间的难以共处，把它当作一种手段，以便在他们之间不可避免的对立中，找到一种安宁、安全的状态。也就是说，自然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的、从来不会放松的战备活动，通过每一个国家由于战争和战备甚至在和平时期也必然能够感到的那种急迫感，促使人们进行一些开始时并不完善的尝试。但到了最后，在经历了多次蹂躏、破坏，甚至在内部把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之后，自然促使人们认识到理性无需这诸多悲惨的经历就可以告诉人们的那种道理：必须超越没有法律的野蛮状态，建立一个各民族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每一个国家，甚至最小的国家，都可以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自己的法律裁决，而只依靠这个各民族的大联盟（Foedus Amphictyonum，阿姆斐克通联盟），依靠一个联合起来的力量，依靠以联合起来的意志的法律为根据所做出的决定，来获得自己的安全和权利。尽管这种观念有点耽于幻想，而且阿贝·冯·圣比埃尔或者卢梭类似的观念也已经遭到过嘲笑（也许是由于他们过于相信这种观念的可行性了），但是，这种观念却是人们摆脱彼此造成的困境的不可避免的出路。这种困境必然迫使各个国家作出过去野蛮人同样不情愿地被迫作出的那个决定，无论这对它们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这个决定就是：放弃自己残酷的自由，在一个合法的制度中寻求安宁和安全。依此说来，一切战争都同样地是在尝试建立国家之间的新关系，并且通过摧毁、至少是肢解一切组织，建立起新的组织，尽管这不是出自人的意图，但却是出自自然的意图。不过，或者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相互之间的影响，新的组织又无法继续维持自身，因而又必须经受新的、类似的革命，直到最终有一天，一方面在内部通过公民制度的最佳安排，另一方面在外部通过共同的商谈和立法，从而建立起一种类似于公民共同体的、像自动装置那样可以自我维持的状态为止。

从伊壁鸠鲁所说的各种作用因的汇合中，人们是否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即国家就像微小的物质尘埃一样，通过它们相互之间的偶然碰撞来尝试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这些形态又由于新的碰撞而重新解体，直到有一天，最终偶然地形成了一个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形态（这是一种很难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幸运）为止呢？或者说，人们是否应该这样认为：在这里，自然追求的是一个合规律的进程，即把我们人类从动物性的低级阶段开始，逐渐引导到人类的最高阶段；自然这样做的时候，利用的是人类自己的、尽管是被迫采用的艺术；在这个表面上有点野蛮的安排中，自然把那些原初的禀赋合规律地发展出来呢？或者说，人们是否更加希望：从人与人之间所有这些作用与反作用中，不要产生出任何东西，至少不要产生出任何聪明的东西；事物应该保持自古以来的样子；人们因此也就不能够预言，我们人类所天生具有的不和，是否会由于它也许将通过野蛮的蹂躏重新毁灭这个还相当文明的状态本身以及一切文化进步，从而在这个文明状态中为我们最终准备一个灾难的深渊呢（这是人们在盲目的偶然性统治下无法担保的命运。如果人们不能给无法律的自由附加上一根秘密地与智慧紧密相连的导线，那么，在事实上，无法律的自由与盲目偶然性的统治是一回事）？这几个问题最终归溯到下面这个问题：部分地相信自然事物的合目的性，但在整体上却相信无目的性，这是否合乎理性？野蛮人的无目的状态所造成的结果是：这种状态抑制了我们人类的全部自然禀赋，但是，最终又通过这种状态给我们的类所带来的灾难，迫使我们的类超越这种状态，进入公民制度。在公民制度中，所有那些自然禀赋的胚芽都将得到发展。已经形成了的国家的野蛮自由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由于把共同体的全部力量都运用在相互之间的扩充军备之上，由于战争所造成的蹂躏，更多地是由于随时准备扩充军备、进行战争的必然性，虽然完全地发展自然禀赋的进程受到了阻碍，但是，由此产生的灾难却迫使我们的类，为许多国家之间的、产生自这些国家的自由的、本身有益的对抗寻求一种平衡的法律，建立起一种联合起来的、强调平衡的力量，建立起一种国家公共安全的世界公民状态。为了使人类的各种力量不致逐渐消退，这种状态不能不包含任何危险；而为了使这些力量不致互相抵消，也不能没有一个使各种力量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相等的原则。在实现这最后一个步骤（即各国的联合）之前，也就是说，在造成这种联合的途中，在外在幸福的虚假外表下面，人的本性还要经受最艰苦的灾难。一旦我们删去了我们人类必须达到的这一最后阶段，那么，卢梭偏爱野蛮状态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由于艺术和科学而具有了文化，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礼仪方面，我们甚至文明得有点过分，但是，要说我们已经有道德了，实在还相差甚远。因为道德的理念属于文化，但是，运用这种理念的结果，却仅仅导致了在求名欲和外在的礼仪方面类似习俗的东西，这种运用只不过是构成了文明化。然而，只要各个国家还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运用在自命不凡的、残酷的扩张意图上，只要它们还在不断地阻碍在内部塑造其公民思维方式的缓慢努力，并且取消出自这种意图对其公民的所有支持，那么，对这种态度就不要抱什么希望。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每一个共同体在内部进行长期的努力来塑造自己的公民。但是，一切与道德上善的意念没有互相结合起来的善，都无非是纯粹的假象和硬装的体面。人类将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之中，直到它以我所说的这种方式摆脱了它的国家关系的混乱状态为止。

命题八

在总体上，我们可以把人类的历史看作自然的一个隐秘计划的实施，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内部完善的、并且为此目的外部也是完善的国家制度，这也是自然在其中能够把人类的全部自然禀赋完全地发展出来的唯一状态。这个命题是从前一个命题得出的结论。人们可以看到，哲学也能够拥有自己的千年福王国（Chili-asmus），为了它的实现，哲学的理念虽然离得很远，但却是非常有益的。哲学的千年福王国一点也不耽于幻想，问题仅仅在于，从自然意图的这样一种进程中，经验是否能够发现些什么。我认为希望甚微。因为要等到这种圆周运动完成，似乎需要很长时间，以致我们只能从人类出自这种意图已经走过的一小部分出发，毫无把握地规定自己轨道的形象以及各个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就像从迄今为止的天体观察出发，规定我们的太阳以及它的整个行星体系在大的恒星系统中的运行轨道一样，尽管从宇宙有条不紊的状态的普遍根据中，以及从人们已经观察到的少数现象中，足可以准确地推算出这样一个圆周运动的现实状况。然而，人的本性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甚至就我们人类应该经历的最遥远时代来说，只要人们能够有把握地预料它的到来，它就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尤其是由于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活动，加速这个对我们的后代非常有利的时刻早日到来，所以，在我们这个实例中，就更不能说那个时代对于我们无关紧要了。出自这种原因，甚至接近那个时刻的微弱迹象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各个国家相互之间已经处在一种非常人为的关系之中，以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在内部文化方面落后，却能够不在其他国家面前失去力量和影响。不过，尽管如此，在缺乏进步的地方，对自然目的的维护依然可以通过这些国家追求声誉的意图得到相当的保障。此外，现在也不可能会出现如下的情况，即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却感觉不到这样做给各行各业，尤其是给商业带来的弊病，以及对国家在外部关系中的力量的削弱。但是，这种自由是逐渐地发展的。如果人们阻碍公民以他自己所喜爱的、能够与其他公民的自由和平共处的一切方式去寻求他自己的幸福，那么，人们也就阻碍了一般经营活动的活性，因而也就阻碍了整体的力量。因此，对公民的所作所为的人身限制逐渐被削弱，对普遍的宗教自由逐渐作出了让步。因此，夹杂着偶尔出现的幻觉和怪念头，启蒙也就逐渐地产生了。如果人类的统治者们只懂得自己的利益，那么，启蒙就是人类从其统治者们自私的扩张意图中获得的巨大财富。但是，这种启蒙，以及与这种启蒙一起产生的、开明的人对自己已经完全理解的善的不可避免的向往，必然逐渐地上达诸侯王公，甚至对他们的统治原则产生影响。例如，虽然我们的世俗统治者们由于事先把一切都用来支付未来的战争了，因此，目前已经没有余钱来兴办社会的教育事业以及其他与社会福利有关的事业，但是，如果他们起码不妨碍自己的人民在这些事情上作出虽然微薄的、缓慢的努力，那么，他们仍然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利益。最后，甚至战争也逐渐地不仅是一种人为的、战争双方对其结局都没有把握的行动，而且还由于国家在日益加重的、无望清偿的债务压力（一种新发明）下所感到的恶果，战争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行动。由于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由于国家的活动而彼此息息相关的地区，国家的任何动荡都将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影响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致其他国家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声威，但却由于自身的危险，被迫出来做仲裁人，并且遥遥地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型国家组织做准备。目前，虽然这个国家组织还仅仅处在粗略的草拟阶段，但是，在对于维护整体感兴趣的全体成员那里，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使人们可以期望，在经历了一次次为改组而进行的革命之后，被自然当作最高意图的东西，即一种普遍的世界公民状态，总有一天会实现的。这种状态也就是人类全部原初禀赋将在其中发展出来的母腹。

命题九

按照一个以人类完善的公民联合为目的的自然计划撰写普遍的世界历史，这样一种哲学尝试必须被看作可能的，甚至是有益于这种自然意图的。如果世界的进程应当符合某种理性目的，那么，按照这种进程必然会如何发展的观念撰写历史，虽然是一种令人诧异的、表面上荒谬绝伦的事情，似乎出自这样一种意图只能写一部小说。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设想，甚至在人类自由的表现中，自然也不是没有计划、没有终极意图，那么，上述观念还是有可能成为实用的。而且，虽然我们目光短浅，不能发现自然活动的隐秘机制，但是，上述观念却可以作为我们的导线，至少在总体上，把人类行动的通常是毫无计划的集合体描绘成为一个系统。因为，如果我们从古希腊历史——只是由于古希腊历史，其他更古老的历史或者与它同时发生的历史才为我们保存下来，至少是得到证明唯有一个有学问的学术界才能证明古老的历史，这个学术界从一开始一直不断地绵延到我们。在这个学术界之外，一切都是terra incognita（未知领域）。在这个学术界之外生活的各民族的历史，只能从它们进入这个学术界的时刻算起。托勒密时代的犹太人就是这样。这个民族是通过圣经的希腊文译本进入这个学术界的。没有这个译本，人们就很难相信那些与世隔绝的消息。在目前，如果这个开端被彻底查明，那么，我们就可以继续向上考察他们的叙述。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民族，按照休谟的说法，修昔底斯是一切真正历史的唯一开端。——开始，如果我们把古希腊历史对于吞并了古希腊城邦的罗马民族国家形成和变迁的影响、把罗马民族的历史对于摧毁了罗马国家的蛮族的影响，一直追溯到我们这个时代，而把其他民族的国家历史，按照对这些民族的认识通过上述开化民逐渐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方式，当作插曲来安排，那么，在我们这个地区（它很可能将为其他地区立法），就可以发现一个有规律的改善国家制度的进程。此外，由于公民制度及其法律、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身所包含的善，在一定时间内，它们有助于提高和美化各个民族（与此同时，还有各门艺术和科学）。但是，由于它们自身固有的弊端，它们又导致这些民族的毁灭。不过，尽管如此，总还要剩下一点启蒙的胚芽。通过每一次革命，这种胚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又为下一个更高的改革阶段作好准备。因此，只要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注意公民制度及其法律，注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可以发现一根导线，它不仅可以用来说明人类事物混乱不清的表现，或者用来当作在政治上预卜国家未来变革的艺术（虽然人们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无规则的自由的不连贯结果，但是，人们已经从历史中得到了上述好处），而且还将开启对未来的一种令人慰藉的展望（不以一种自然的计划为前提，我们就不能有根据地期望这种事情）。在此，我们将遥遥地设想，人类是如何通过努力，最终达到将自然赋予自己的全部胚芽完全地发展出来、在世间实现自己规定性的那种状态的。对自然的——或者更恰当地说，对天意的——这样一番辩白，正是选择一个考察世界的特殊角度的重要动因。因为，最高智慧的大舞台的这一部分包含了这一切的目的，即人类的历史，如果它不停地对这个智慧提出异议，它的情景迫使我们不情愿地把视线从它身上移开，而且，还由于我们对于将来在其中发现一个实现了的理性意图感到失望，从而使我们期望到另一个世界去发现这样一个意图，那么，赞美无理性的自然王国中的创造之壮丽和智慧，并且对此进行考察，又有什么意义呢？

认为我想利用关于世界历史的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观念提出了一根先天的导线——来取代对真正的历史、纯粹经验地撰写的历史的研究，这是对我的意图的曲解。一个具有哲学思维的人物（此外，他还必须非常熟悉历史）还可以从另一种考察角度出发进行尝试，这里只是对此的一种想法。此外，人们撰写当代历史所采用的烦琐手法，通常还是值得赞赏的，但是，它将会使每一个人自然而然地产生以下的顾虑：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的后代将如何容纳我们留给他们的历史重负呢？毫无疑问，他们只会从自己感兴趣的、即从出自世界公民意图各民族和各政府所贡献或损害的东西的观察角度出发，来评价最古老时代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也许关于这个时代的文献早已不复存在了。基于这种考虑，同时考虑到国家元首及其仆从们的求名欲，为了使他们注意到唯一能够将他们的光荣业绩带到最遥远的未来时代的手段，于是产生了试图撰写这样一部具有哲学思维的历史的微不足道的动因。

（译自《康德全集》第8卷第1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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