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要忍辱多年才处决胡惟庸？这是历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胡惟庸确实有谋反之心，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被朱元璋利用，并无实质罪行。无论真相如何，朱元璋忍辱多年处决胡惟庸的做法，无疑展现了他的权力与智慧。

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更像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倾轧，而不是一场朝臣发起的叛乱行动。

这场持续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的大案，胡惟庸以“谋不轨”被诛杀九族，延续到十年后的洪武二十三年，又以“通元”“通倭”的罪名，诛杀三万多人。

整个过程，朱元璋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强化皇权，将“相权”收回，加强皇帝集权，二是清理勋贵，将为明朝开国立下赫赫功勋的骄兵悍将清理出朝堂，巩固朱氏根基。

洪武四年，时任中书左丞相的李善长因病辞官，汪广洋晋位为右丞相，胡惟庸继汪广洋为中书左丞。

洪武六年，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知政事，不久胡惟庸升任中书右丞相，很久以后，朱元璋看到胡惟庸办事周到，才提升胡惟庸为左丞相，成为百官之首。

根据《明史》记载，胡惟庸被诛杀的起因是胡惟庸的儿子在大街上乘车飞驰，不幸从车上掉下来摔死了，胡惟庸就把驾车的人杀了，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气，令胡惟庸为驾车的人偿命。

胡惟庸申请赔偿财物，用来安抚被他杀死泄愤的车夫，朱元璋不允许，胡惟庸很害怕，这不是摆明了朱元璋要杀他啊，胡惟庸非常害怕，就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密谋造反，秘密联络自己拉拢的文武大臣。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洪武十二年，占城国使者来京进贡，胡惟庸等人没有禀告朱元璋，反倒被出宫的宦官知道了，向朱元璋进行了汇报。

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气，下旨责备中书省的大臣，时任左右丞相的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给了礼部，礼部不愿意接锅，认为是中书省的责任，就这样相互扯皮，朱元璋大怒之下，将相关大臣全部下狱问罪。

没多久，朱元璋下达了处理意见，将中书右丞相汪广洋赐死，汪广洋的妾室陈氏追随汪广洋一起死了，朱元璋询问此事，得知陈氏是犯罪的陈知县被罚没入官的女儿，按明朝的制度，犯官之女只能赏赐功臣，文臣是不能得到的。

朱元璋下令彻查此事，胡惟庸及涉事六部官员都被连坐问罪，这件案子成了胡惟庸的索命事件，案发后没多久，胡惟庸党羽内部就发生了分裂，御史中丞涂节告发胡惟庸谋反，曾为御史中丞，当时被贬为中书省吏员的商暠也告发胡惟庸谋反。

朱元璋非常生气，下令大臣轮番审问胡惟庸谋反案件，结果供词牵连到了御史大夫陈宁和涂节，朱元璋原本念涂节告发之功，想赦免他，但朝臣认为涂节是参与谋划的人，只是看到胡惟庸倒台了，才告发的，不能放过，因此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

关于胡惟庸谋反案，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声称他家老宅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是祥瑞的征兆，请朱元璋到他家观赏，听胡惟庸那么说，朱元璋也来了兴趣，带着侍卫依仗从西华门出来，准备前往胡惟庸府。

这时一个叫云奇的拉住缰绳，不让朱元璋的车架往前走，但着急的没有说出话来，朱元璋觉得事情不对劲，就率众返回宫中，朱元璋登上皇宫的城墙，眺望胡惟庸的府里，发现胡惟庸家里戒备森严，墙道里都藏着士兵，于是断定胡惟庸谋反，当天下令将胡惟庸下狱处死。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被处死，并不是明初政治斗争的终点，反而是一个开始，开始了朱元璋长达十余年的政治清洗行动，胡惟庸案的清洗一直持续到洪武二十五年，到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爆发，才开始新一轮的清洗。

洪武十八年，胡惟庸案的清理开始指向李善长，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被人告发，指出其曾与胡惟庸一起谋逆，朱元璋并未处死李存义父子，可能觉得鱼还不够大。

洪武十九年，明州卫指挥林贤串通倭寇事情败露，经过严刑审讯，查出胡惟庸通倭事件。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征讨北元，抓获曾经逃往蒙古的封绩，因为李善长的影响，朱元璋并未知道此事。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得知封绩的事情，下令逮捕封绩，严格审查当时的情况，牵连出胡惟庸串通北元的事情。

此后案情牵连的人越来越多，直指朝中勋贵集团，李善长的家奴卢中谦状告李善长与胡惟庸的来往情况，陆仲亨的家奴状告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与胡惟庸合谋不轨，朱元璋以此为契机，兴大狱，有三万多人被诛杀，一直承接到蓝玉案，胡惟庸案都没有定论。

胡惟庸是否真的谋反，各项罪名都是死后硬加上去的

首先从“胡惟庸案”前后的事件记载来看，是前后矛盾的，显然胡惟庸擅杀车夫后，已经严重影响了朱元璋和胡惟庸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要胡惟庸抵命，胡惟庸提出以财物代替赔偿车夫家人，但被朱元璋拒绝了。

但这却并未影响胡惟庸的中书左丞相之位，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朱元璋既然已经要胡惟庸偿命了，那怎么还能继续让他身处高位呢？

第二，牵扯中书省两大龙头人物的占城国入贡一事，是否真的存在中书省隐匿不报呢？这事是非常蹊跷的，因为在洪武十一年的时候，也就是胡惟庸刚刚晋位左丞相不久，朱元璋就下令六部奏事，不用关白中书省，直奏皇帝，已经在削减中书省的权力，加强皇帝的集权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出现占城国入贡，胡惟庸不报皇帝一事呢，在正常的行政程序中，也应该是朱元璋与中书省同时收到礼部的汇报，朱元璋削减中书省权力后，中书省应该是比朱元璋更晚得到汇报才对。

却因为此事，中书省左右丞相胡惟庸、汪广洋都受到了问责，最终处理是汪广洋被赐死，牵连出陈氏一案，胡党相互告发，做成胡惟庸谋反一案，这其中疑点重重。

另外，胡惟庸案发的汪广洋私自纳犯官之女为妾室一案，明显有小题大做的嫌疑，这顶多是一件大臣滥用职权的案子，其重大程度恐怕都比不上胡惟庸杀入一案，更加无法与胡惟庸毒杀刘基相比了，胡惟庸案却因此而越发令人极为费解。

至于后面的宦官云奇事件，更像是事后编的故事，就是为了给胡惟庸定罪罢了，胡府埋伏士兵，这人从哪里来的，古代百人以上的军队调动，都要有相关衙门的手续调令，朱元璋时期五军都督府正是鼎盛时期，中书省和六部是没有能力越过军府调兵的。

朱元璋一口咬定胡惟庸与陈宁、涂节密谋造反，却同一时间将三人全部杀死，可以说是杀人灭口、死无对证了，胡惟庸被杀前后，为胡惟庸定罪的证据并不充分，因林贤、封绩给胡惟庸定的“通倭”“通元”罪名，更是对死人的栽赃罢了，因此可以说胡惟庸专权枉法，但是说造反完全是诬陷。

朱元璋为什么到洪武十三年才处死胡惟庸呢？

如果算胡惟庸从洪武六年升任中书右丞相，到洪武十三年被杀，时间是七年，但是自从洪武四年，胡惟庸接任汪广洋成为中书左丞后，因为汪广洋碌碌无为，能力太差，胡惟庸就基本上掌握了中书省的权力了。

胡惟庸案的本质是朱元璋的皇权与中书省的相权的斗争，很多人调侃说做汉武帝的丞相很悲惨，其实做朱元璋的丞相更加悲惨，动不动就诛九族了，而且能力强了要杀你，能力差了还要杀你，反正就是要杀你全家。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能忍十来年呢，不忍不行啊，历史上那么多雄才大略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不都要一辈子忍受相权吗!

相权自古就是伴随皇权而生的，秦始皇为了对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邦，以“三公九卿制”分割相国的权力，将其一分为三。到汉武帝时期，受制于三公多被势力庞大的外戚家族掌握，再度对丞相职权进行分割，西汉逐渐发展出尚书台这样一个机构，来行使宰相之权。

此后的一千多年，历朝历代基本遵循这一思路，以一群人来分配曾经一个人的权力，到隋唐时期逐渐演化成“三省六部制”，以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行使宰相之权，同时三品以上的优秀官员，被授予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平章事等职权，位同宰相，也就是把丞相一人的权力，分割为一群宰相。

这种相权的不断分割，到宋朝因为文官地位的空前提升，逐渐减弱了，宰相的职权被大幅度回收到了中书省，元朝参战中央朝廷的中书省配置，在宋朝路的基础上，于地方设置“行中书省”，也就是我们现在省的前身，朱元璋曾担任江南行中书省丞相，自然知道中书省权势的强大。

朱元璋建立明朝一开始，就有削弱中书省的想法，从授予徐达中书省丞相之职就能看出来，徐达常年在位征战，不过的挂名罢了，无丞相之实，自然无丞相之权。

李善长担任中书省丞相时，谨慎小心，还没有老糊涂，又是开国文臣的首功之臣，善于辞令，没什么把柄可以处理他，继任的汪广洋，更是一个废物，不善于理政，就爱喝酒，这样的人无大功无大错，更是不好处理。

终于胡惟庸走进了朱元璋的视野，这是一个天造地设的好鹰犬啊，胡惟庸与朱元璋一样，权力欲望很强，在中书省多年，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残害浙东文官势力，惹得天怒人怨的。

朱元璋就是要利用胡惟庸，一方面打击浙东文官势力，树立自己的权威，同时让清流势力厌恶中书省。另一方面放纵淮西勋贵集团违法乱纪，欲使其灭亡，必使其疯狂，以李善长为首领，以胡惟庸为党徒的淮西党开始放松警惕，漏出马脚的时候，正是朱元璋收网的时候，这样的计划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强制削除相权，必然招致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

可以看出，朱元璋在与相权斗争时，并没有采取前人的分割相权的做法，而是用一种非常残酷和血腥的手段，在这场斗争中，被淮西党祸害的百姓和浙西党刘基等人，不过是朱元璋的棋子罢了，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中书省，将相权收回，与皇权合二为一，皇权自此空前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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