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前往南京拜访利玛窦，可惜利玛窦已在北京，迎接徐光启的为罗如望和郭居静两位传教士。聆听罗如望讲解天主教之十诫后，最终选择入教，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趣历史小编一起往下看。

　　“神迹”色彩

　　可见徐光启在当时的入教之心是坚决而虔诚的。而且从徐光启的这次专程回拜来看，徐光启的入教也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就进行过心理建设。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如果仅从文献中展露出的徐光启入教前对天主教义的兴趣来看，似乎很容易将徐光启入教的原因归于个人的救赎或者是宗教的开悟。特别是柏应理在利玛窦等人记录的基础上还增添了有关“三位一体”的梦境以及他入教后逢凶化吉、子孙满堂和其母升天之事，这些更是将徐光启的入教赋予了“神迹”色彩。

　　但如果仅将原因归为宗教因素显然有失偏颇。其实我们并不否认徐光启入教的虔诚性，但从徐光启在入教前对实学的关注程度以及入教之初指出上呈给上海县令刘一煻的《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中就已经出现了西方科学的内容来看，西方科学显现出来的经世致用的优势显然也为他所看重。至于有学者认为徐光启入教是“盖阳尊其教，而阴取其象数之学以为已用”，以徐光启的入教纯以获取西方科学技术为旨归，或者天主教徒和儒家只能“二选一”，似乎选择入教就是抛弃了作为儒家的一切特征，是一种“全盘西化”。这些观点同属片面。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包括杨廷箱、王徵等第一代儒家天主教徒在对待儒学与西学、西教处理方式的复杂态度和纠缠。

　　以实学的态度审视西学

　　徐光启与利玛窦、郭居静在实质上只有三次交往，甚至在入教前徐光启和利玛窦仅仅在南京简短的交谈过几次而言，如果单纯从交往时间来看，徐光启最终的入教看起来好像确实有些难以让人理解。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实学思潮的背景和辅之以徐光启形成的实学品格而言，我们就能知道徐光启的入教和对西学的认同其最大的前提在于当他以实学的通经、修德与经世致用的标准来衡量西学时，西学和西教在他眼中并没有展现出与实学的矛盾之处。

　　认为西学与实学通经并行不悖

　　其实早在利玛窦还在澳门时，他就已经有意识地在学习汉语和儒家经典。进入内地后，利玛窦更是聘请了老师为他讲解四书五经，加上他令人称奇的记忆方法，使得他在入中国短短几年后与人交谈时便能熟练地引用儒家经典语句，使得与其交往的士人纷纷赞其博学。另外，学界通常认为“作为一代学术代称的清代考据学在明代中晚期复兴，在清代最终发展成熟”，而考据学在明代中晚期的复兴其实正是传统实学逐渐厌弃烂熟的宋人格套，抛弃程朱注疏下的经典，力图直接回归原始经典，从通经层面对晚明衰颓局势逆转的一种努力。

　　利玛窦等人同样也使用了与当时儒者类似的通经考据的方法，他们从古儒经典中为他们宣传天主教寻找合法依据。最终他们找到了儒家经典中的“上帝”一词来附会西方“天主”，再加上他们还从中引出一些与儒家原始宗教相近的赏善罚恶的言论，使得“他们(儒家士人)听了这些真理，非常高兴，有的感动得流泪，不住地赞叹，我们还用可了解的理由分享给他们听”。

　　最后

　　虽然他们从古籍中寻求到的“上帝”实际是一种附会，但也显示了他们对通读和学习儒家经典的重视。或许正是因为同样对古代经典的推崇，使得晚明不少儒家士人对传教士附会古儒的做法表达了好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正是在从《天主实义》等西学书籍的阅读中发现书中“特于知天事天大旨，乃与经传所纪，如券斯合”的共同认识中认为西学与实学通经传统并不相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