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阻挠戊戌变法的原因，主要在于她认为这一改革背叛了国土，卖出了主权，是对国家的背叛，是不可原谅的。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权力受到挑战时选择采取强硬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忽视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导致了中国在晚清时期的衰落。

文|邂逅芳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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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于清末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的身上，特别是她发动了“戊戌政变”，囚困光绪皇帝，再一次让中国丧失了追赶世界的机会。

应该说这种论调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康梁等人的戊戌变法真的成功了，中国就真的会走向富强吗？

其实也未必，因为当时的所谓“维新派”还存有以土地换“和平”的设想，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论调。

而这是否又与慈禧太后最终决定废止“戊戌变法”有关联呢？

（戊戌变法）

自从1840年，欧美列强敲开了古老中华大地的国门后，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便被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肩上，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在逆来顺受的同时，也认识到了自身的差距。

“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清政府和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们，何尝又不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呢？

但无奈古老的封建帝国闭门锁国的时间太久了，灵魂深处的思想禁锢根深蒂固，早已经积重难返了。

1884年，慈禧太后将奕䜣罢出军机处，清廷大权全都落在她自己的手中，但随着光绪皇帝的逐渐长大，5年后，她又不得以把权力交还给光绪。

（鸦片战争）

但权力欲极大的慈禧还是处处掣肘光绪，二人之间的关系也渐渐的疏离，而在朝廷上也分化出了拥护慈禧的“后党”，和拥护光绪的“帝党”。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起来的北洋水师，一夜之间化为了乌有，随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让国人警醒，那个曾经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弹丸小国，已经把自己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慈禧和光绪）

“变法”、“维新”，人们认识到只有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才是中国摆脱落后局面的唯一出路，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大声疾呼：“在危急存亡之间，未有若今日之可又也。”

这份进言书也通过“帝党”翁同龢传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

（公车上书）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昭告天下：“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物者…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戊戌变法”的大幕拉开了。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皆因其自正式实行开始，到以失败告终仅仅只存在了103天。

变法之所以夭折，慈禧太后之所以发动“戊戌政变”继而幽禁了光绪皇帝，很大程度上还是在于变法过于激进了。

变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实业、交通等六方面，而且件件直击要害，例如裁撤官员、剪掉辫子、设立国会、废除漕运、淘汰绿营等等，还要引进西方的预算制度，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而这也就恰恰触及的保守势力的利益。

（司法改革）

维新派特别是康有为提出要在服饰、发式、纪元等方面全面西化，彻底摒弃中华文化传统，主张变法“宜变法律、官制为先”，要拿国家法统、政府机构率先开刀，这无疑更是触犯了国家的根本。

康有为拿出了自己所著的《日本变政考》和《俄皇大彼得变政记》，来解释政治变革的必要性，但他却忽略的日、俄两国国情与中国的差异，只片面的强调了变法对于两国崛起的重要性。

（康有为）

他还强烈建议光绪皇帝迁都，这对一些保守的，特别是满清贵族们的打击很大，加上新政要求不再区分满汉，旗人自谋生路等措施，严重的侵害了统治阶层的利益。

一些王公大臣纷纷跑到慈禧太后处痛斥新政弊端，军机大臣刚毅甚至大呼：“宁可亡国，绝不变法！”

原本就心存疑虑的慈禧太后一看变法力度竟然如此之大，以至于伤及了国本，这是她决不允许的，而且令慈禧想不到的是，后面竟然还有更为出格的事情发生。

谭嗣同， “戊戌六君子”之一，他提出了一项以土地换“和平”，以土地换“发展”的改革计划，一时间激起了千层浪。

（谭嗣同）

在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国家的实力不足以支撑偌大的国土面积，周围列强环视，一些远离所谓中华核心的边远地区，人口稀少、物质匮乏、信仰又不同，关键是朝廷没有钱去维护和管理，鞭长莫及，想守也守不住。

于是谭嗣同建议将新疆出售给沙俄，将西藏卖给大英帝国，这样一来既可以结交列强，又可以用得来的钱完成变法，进而发展军事、经济。

对此，康有为也提出了相同观点，他认为当年沙俄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日本将库页岛转让给沙俄都是可以借鉴的经验，但他同样没有说清楚俄、日两国出卖领土时的内外因，只是强调了连列强都可以出卖领土以“自强”，大清又何尝不可以？

（沙俄时期的阿拉斯加）

这样的言论一出来立刻引起保守派的不满，就连慈禧太后也觉得难以容忍了，《南京条约》时的香港等地也只是租借给英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主权问题上，慈禧还是不敢跨越雷池的。

更有甚者，康有为居然还提出了“中日和邦”的建议，他觉得日本的“明治维新”效果显著，实在是中国学习的榜样，特意请来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充当顾问，甚至一度染指朝政。

（伊藤博文）

后来的“维新派”人物宋伯鲁，又提出了更为咋舌的“和邦”计划，他奏请与英、美、日合并，从政治、军事、外交、关税等多方面融为一体，名为“和邦”，其本质就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行为，所谓的“变法”变成这样已经荒腔走板了。

慈禧太后得知此事后大动肝火，作为大清的皇太后，叶赫那拉的子孙，再不济也是做不出来数典忘祖、出卖主权的事来，于是她才会疾呼：“卖国土卖主权，死不足惜！”

随着变法不断的深入，光绪皇帝的步子也越迈越大，9月1日发生的“礼部六堂官”事件成了整个“戊戌变法”的转折点。

（“礼部六堂官”事件）

这一天，礼部部员王照上书光绪帝，建议皇帝和慈禧太后出洋考察、开阔眼界，还提出国人应摒弃汉服改穿西装，更是要求将基督教定为国教。

由于他的意见过于激进，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认为其狂妄自大、居心叵测，驳回了王照的条陈，光绪帝得知后大为恼火，下旨将六人全部革职。

怀塔布等人被革职后并没有回去，而是直接够奔了颐和园，那里是慈禧太后的住所，一进门他们就向慈禧表达了对新政强烈的不满和担忧，认为皇帝再这么搞下去真的会国将不国了，希望慈禧能够站出来制止这些荒谬的行为。

（慈禧太后）

听过六人的叙述后，慈禧并没有表态，只是请他们先回去，而她这样的无动于衷显然是另有深意的，慈禧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以静制动的机会。

果然，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预感到变法即将搁浅的光绪皇帝更担心自己的皇位不保，于是他决定走一步险棋，他把宝压在了身在天津的袁世凯的身上。

9月18日，经过商议后，“维新派”推选谭嗣同至京城法华寺，拜见刚刚回京的工部右侍郎袁世凯，试探其在变法过程的立场，问他是否愿意率兵勤王。

（袁世凯）

袁世凯当即表示效忠光绪皇帝，但听说谭嗣同要他囚禁慈禧太后，斩杀荣禄后，顿时后背冷风习习，深藏不漏的袁世凯在答应了谭嗣同后，转身就去了庆亲王奕劻的府邸，将“维新派”的计划和盘托出。

袁世凯的临阵倒戈，成了“戊戌变法”失败的直接推手，当慈禧太后得知光绪皇帝的计划后大惊失色，她知道是该到了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突然返回紫禁城，正在养心殿的光绪皇帝大惊失色，他赶紧准备出门迎接，慈禧太后径直走了进来，满面怒色的向光绪吼道：“痴儿！今天没了我，明天还有你吗？”

（瀛台）

这一天，慈禧下令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了中南海的瀛台，而后又颁布了太后再次垂帘听政的诏书，历时103天的“百日维新”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除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其他所有的改革措施全部被废除，“维新派”损失惨重，康、梁出逃外国，而提出出卖领土的谭嗣同等“六君子”也被砍头示众了。

（戊戌六君子）

对于“戊戌变法”我们应该看到它积极地一面，肯定国人发愤图强、寻求改变的良苦用心，但凡事即有两面性，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出现盲目性、激进性、局限性的过度求变，也是不可避免的。

像出卖领土、出卖主权、与日本“合并”这样荒谬改革措施，显然是错误和危险的，一旦这些措施付诸实施，那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无疑是一次沉重、后悔莫及的打击。

从这一点上看，慈禧太后出于传统、保守的维护国本的目的，发动“戊戌政变”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还应看出，光绪皇帝欲调兵囚禁慈禧，才是她破坏变法最重要的原因，将大清国的权柄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中，才是她不变的选择。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戊戌变法失败的呢？问题究竟在袁世凯、光绪帝还是那些提出卖国土卖主权的人身上呢？

《读史要略》---徐兵博

《慈禧全传》---濮兰德、贝克豪、菲利普、裕德龄

《垂帘听政-慈禧真相》---向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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