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一个被誉为"昆滇风云"的人物，他从一位爱国诗人转变为民主斗士，犹如命运的洪流般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进程。闻一多的诗歌曾唤起民众的爱国情怀，但他并未满足于诗坛的荣誉，而是选择了投身到为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行动中。他的转变不仅展现了一个个体的觉醒和成长，更是让我们明白爱国与争取民主的目标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关系。闻一多以他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堪称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令人敬仰的典范。

1946年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街头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作为多年同事与挚友的朱自清闻讯后，怀着悲愤交加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挽一多先生》，极力颂扬闻一多由爱国诗人到学术大家而最终成为民主斗士舍生取义的光辉人生。

闻一多坚贞不屈、舍生取义的高尚品质和精神风范，是历久弥新、永续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闪耀在云南历史上的辉煌篇章。新征程上，我们要从他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英勇事迹中汲取强大精神力量，在践行初心使命中砥砺奋进。

爱国诗人

1899年，闻一多出生在湖北浠水巴河镇的一户世家望族，自幼爱好古典诗词歌赋和美术。1922年7月起，闻一多先后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攻读美术专业，曾获得最优名誉奖。其间，他与罗隆基、吴泽霖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清华校友参与创办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传扬“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1922年8月，他在致父母的信中写道：“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为此他感慨不已：“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1923年9月，记录闻一多成长过程的诗集《红烛》在知己梁实秋的鼎力相助下问世了，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他在国外创作的《孤雁》《太阳吟》《忆菊》等一批充满爱国思乡情怀的诗篇。

1925年，帝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刚刚归国不久的闻一多按捺不住内心的悲愤，先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等诗。在《醒呀！》中，他控诉帝国主义如虎豹豺狼糟蹋神州的可耻行径，呼唤“熟睡的神狮”快快醒来；在《七子之歌》中，他将帝国主义列强霸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比作离开母亲怀抱、饱受异族统治者欺凌虐待的七个儿女，抒写了他们“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1928年1月，凝聚他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的诗集《死水》出版，歌颂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挚爱，赢得了广泛的声名。

朱自清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说闻一多“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又说“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

1940年，联大中文系教授在昆明北郊大普吉镇合影。左起为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学术大家

从1927年到1937年，闻一多先后在上海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从教，开始了从诗人到学者的蜕变。在青岛大学，他教授的是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唐诗和英诗入门等充满学术味、诗味和有独到见解的课程，并以此投入到《诗经》等研究考证中。在清华大学，他潜心治学，先后研究了《唐诗》《楚辞》《周易》，整理资料，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论著，为中华文化事业的存续繁荣增添了不朽的一笔。

闻一多治学严谨，涉及范围甚广，从诗跨到史，从文学跨到哲学，学科领域众多，他以传统学问为根基，而又眼光敏锐，能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吸收当时最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进行研究，极大地拓宽了学术研究的广度及深度。比如，为正确理解《诗经》所反映时代的人民生活及思想感情，他注意寻找现实生活中与《诗经》时代文化状态略同的有关材料来加以印证；为写《杜甫》传记，他先后收集了与杜甫交往过的360余人的资料；研究《周易》，他在考据的同时也采用社会学的方法，为《周易》注入了新的立意。

1945年“五四”纪念会上闻一多发表演说

民主斗士

1943年8月的一天，闻一多偶然得到了一本解放区诗人田间的诗集，仔细看过以后，觉得这些街头诗质朴、干脆、简单、坚实，如同一声声鼓点，响亮而沉重，打在了他的心上。他将这种感受带进了西南联大的课堂：“抗战6年来，我生活在历史里、古书堆里，实在非常惭愧。但今天是鼓的时代，我现在才发现了田间，听到了鼓的声音，我感到非常感动。”尽管当时的西南联大提倡学术自由，但还没有教师在课堂上公开讲中国共产党，因而闻一多的这堂课在沉寂的校园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有人议论说“这听鼓的诗人将要变成擂鼓的诗人”。接着，他又专门为《生活导报》周年纪念刊撰写了“一篇你们意想不到的稿子”——《时代的鼓手》，文中指出：“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度过危机，完成大业。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时代的鼓手》是闻一多思想转变时期发出的一声强有力的呐喊。

1944年5月8日，他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召开的“五四运动与新文学运动”文艺晚会上强调“要把文学和政治打成一片”“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干！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和封建势力！”6月25日，他在《云南日报》又发表更加尖锐的《可怕的冷静》，批评躲在象牙塔中不愿过问国事的学人，说道：“时机太危急了，这不是冷静的时候，希望老年人中年人的步调能与青年齐一，早点促成胜利的来临！”

此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已经派干部来昆明，协同地下党组织，在抓紧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工作的同时，加强对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从受邀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开始，闻一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就建立了较为经常的联系。党通过闻一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闻一多有许多事情也主动要求党的支持和帮助，尊重党的意见。他积极性很高，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反复学习《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等党的文献，认真阅读《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还积极推动别人学习。

1944年秋季的一天晚上，已经是民盟盟员的吴晗正式约请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经过慎重思考，他发自肺腑地说：“国事危急，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只要是来救火，不管什么人都是一样，都可以共事。”几天后，闻一多秘密加入了民盟，宣誓“为民主前途奋斗”，并表示自己“将来一定要请求加入共产党”。

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闻一多像

舍生取义

民主斗士的身份，是闻一多生命中的最强音。从1944年参加西南联大“五四”纪念座谈会开始，到1946年7月15日英勇牺牲，闻一多带着从心底迸发出的热情和正义感，把自己像火山爆发一样地献给真理，献给民主运动。1944年10月10日，他在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上发出洪亮声音：“要记住昆明在国际间‘民主堡垒’的美誉，我们从今更要努力发扬民主自由的精神。”12月25日，他在昆明各界护国起义纪念大会上喊出口号：“我们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更强大了。让我们就从昆明开始。继承护国精神，扩大民主运动，争取更大的胜利！”1945年5月4日，他在“五四”纪念活动上大声疾呼：“‘五四’过去26年了，我们大半个国家还在受苦受难。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倒行逆施、挑动内战的阴谋，闻一多站在斗争的前列，哪里需要就赶到哪里，有力地抨击敌人，鼓舞士气。1946年6月26日至29日，闻一多在民盟云南省支部连续举行的招待会上号召大家：“我们并愿意以这支满是粉笔灰、毫无血腥气的手去扭转中国的历史，去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

李公朴遇刺逝世后，有人劝闻一多小心谨慎，但他已置生死于度外，镇定自若地参加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他义愤填膺地走上讲台慷慨激昂地说：“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一二·一”运动中的闻一多

□ 黄治元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集团就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掀起反内战游行集会活动。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4位教授演讲时事，呼吁停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军警特务对晚会进行破坏，在校舍围墙外向会场开枪、放炮，引爆手榴弹，扰乱会场，恐吓群众。

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学生自治会立刻决定罢课抗议，西南联大教授会也一致通过对当局的抗议书，提出“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要求必须立即制止。但是，云南当局于12月1日指使数百名武装特务冲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血腥镇压学生运动，杀害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震惊全国。

在这次运动中，闻一多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积极组织教授罢课，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有力地支持这场正义斗争。他在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指出：“‘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 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

为了促使“一二·一”惨案得到合理解决，闻一多还与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的校长梅贻琦恳谈4个小时，细说了惨案发生前后的情况，以及学生对惨案的正义立场与要求，使他支持学生的立场，为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他在起草《告同学书》《告诉状》以及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惨案真相等具体事宜上也尽到了最大努力。

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为四烈士举行庄严的公葬仪式。上午11时，3万多人组成的出殡队伍出发了，各界民众举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大标语牌，在“自由钟”的引导下，行进在市区主要街道上。闻一多在长达6个小时的出殡过程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是下午5时许。墓后大理石壁上，刻着闻一多用小篆写的“四烈士之墓”，《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也刻在墓壁上。公葬典礼上，闻一多沉痛地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今天我们在死者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

来源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

图片均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提供

责任编辑 猫恩泊

责任校对 罗秋旭

主编 武熙智

终审 编委 李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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