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共内战的失败，迫使国民党主席蒋介石率领残部撤退至台湾，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其败退台湾的原因有诸多，其中蒋介石自我分析不足是其中之一。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环境下，蒋介石未能及时调整策略，导致国民党最终无法抵挡共产党的攻势，最终败退至台湾。

国民党败退台湾：有8大原因，蒋介石自己却一个也没分析对！

1949年底，蒋介石已经过了62岁生日，这时的他头发花白，已经逐渐进入老境。

和他“风烛残年”的生理年龄一样，他在大陆的日子更是没几天，每天都处在担惊受怕当中。新中国已经于10月1日成立，大陆已经基本被解放军解放，虽然已经败退台湾，但蒋介石每天都在煎熬。

这种日子，比当年在西安被张杨扣押的日子更难捱。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狂飙突进的时候；1928年底，他扫除群雄、“统一全国”的时候；1945年秋，他享受二战4大战胜国元首的崇高声誉的时候，绝没有想到他会沦落到今天的日子。

在日记里，这个老人止不住哀叹：所有经余二十余年所建立之国民革命基业，皆为其十个月内毁坏殆尽，呜呼！局演变至此，国几不国！

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飞往重庆，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但解放军的进军速度极其凌厉，没几天就打到重庆城下，他只好仓皇逃往成都。当时的情况特别狼狈，像陈立夫这些要员逃走时都没挤上飞机，是坐火车来成都的。

蒋介石强装镇定，每天都和胡宗南等人召开会议，可每次都是胡宗南哭丧着脸从屋里出来。除了煞有介事的开会，蒋介石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对着军事地图，一呆就是好久。

12月10日，蒋介石截获一项绝密情报：已经起义的原云南省主席卢汉建议西康省主席、川康滇黔4省联合“剿匪”副总指挥刘文辉，干脆把蒋介石扣起来交给解放军。

蒋介石大吃一惊，立即决定离开成都，这时刘文辉的布置的人已经基本控制了蒋介石住处一带。蒋介石在关键时刻，不忘“风度”，他做完祈祷之后，和蒋经国一起高唱国歌，之后才赶入凤凰山机场。

这一天的下午3点，蒋介石通过飞机上的窗户，向成都看了最后一眼，飞机刺穿天空，隆隆飞去，于下午6:30到达台北。

这是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全方位的失败，但主要是军事上的失败。

蒋介石最后仓皇逃离大陆，当然是全方位的失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但最关键的，是其军事上的失败。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被消灭了800多万，如果军事上没有败得这样惨，就谈不上彻底的失败。

临进北京前，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就曾说过：“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蒋介石最后的脆败，让人简直不敢相信在抗战胜利后，他曾占有全方位的优势。

再一次使用了“全方位”这个词，全方位的优势，就是绝对优势，那个时候几乎没人敢相信几年之后蒋介石会被解放军赶到台湾岛上去。

包括解放军的领导人们，也不敢相信胜利来得如此之快。

主席第一次表达要解放全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临近末期的1944年12月，他说：“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但更多的人只把这句话理解为信心和愿望的表达，而不是真正的规划。事实上，中国何时能彻底解放，包括主席自己也曾多次做调整期望。

因为解放战争前的双方实力对比，实在太悬殊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450万，散布在各地的我军加起来，也不过127万，才是对方的四分之一多；国民党部队的武器装备本来就明显强于我军，再加上接收了日军全部在华装备，又有美国大量军援，而我军除了战斗中缴获来的日式装备，基本还是小米加步枪，甚至有些地方部队连“一人一枪”都做不到。

从兵种上看，两军的差距更是一目了然，相对于泰森和赵丽蓉的实力对比。

国民党有空军，根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周本是陆军上将，因得到陈诚的赏识后来执掌空军，1946年出任空军总司令）的报告，国民党有可以用于作战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而解放军在敌机来袭时，除了卧倒隐蔽之外，最多是拿机枪打飞机，连一架与敌作战的飞机都没有。

同时，国民党军队有海军，各种舰艇240多艘。

而我军的“海军”呢？对不起，要等张爱萍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那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了，而全国海军的正式成立、萧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则是1949年10月份的事。

先看几个有意思的事例：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渡黄河南下，揭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序幕，当时刘邓大军用的什么船？答案是破木帆船。

1948年3月23日，主席、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率从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用的是什么船？答案仍是木船。

1949年4月21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向全国进军，用的是什么船？答案还是木船！

这就是国民党海军和解放军“海军”的对比。蒋介石在日记里也对自己的优势得意洋洋：“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装和特种兵。”

从地盘上看，双方又是怎样的差距呢？

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军队就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了控制了全国大部队地区，早在1945年9月23日，蒋介石就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收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

当时留给我军的只有北方的几块根据地，而在南方历经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艰苦创立的根据地，后来都根据谈判协定让给了国民党。

正因为有了这些极大的差距，蒋介石才自信满满，他多次在日记中表达了“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在各地都进展顺利时，蒋介石说：“共果不就范，一年内可削平之。”

林罗刘在四平失利后，蒋介石更是得意忘形，说解放军“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如果配合得了，运用灵活，就一定给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国民党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结果只用了四年时候，就被消灭了800多万，被从中国大陆赶到了台湾那几个海岛上。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但今天我们只尝试分析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军事原因，因为这是最根本和最关键的原因。而对于除军事因素的其它原因，留到时机合适时再谈。

蒋介石战败的八大原因之一：部队呆板僵硬，完全没有解放军的“与实俱进”和灵活性。

在蒋介石的军事生涯中，确实有好几次他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第一次是在北伐中，最终的结果是孙传芳、吴佩孚和张作霖被全部消灭，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南方的领导，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辉煌，因为他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事业，“统一”了全国。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国苏区在国民党军队的重压下大面积缩小，最后不得不放弃苏区进行长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正是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所在的中央红军。

第三次是经过多年的抗战之后，蒋介石击败了强大的日寇，结束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蒋介石个人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中国位列“四大战胜国”，许多人一度认为中国实现了强国梦。

蒋介石人生的这三大辉煌，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北伐战争统一全国，有北伐军英勇善战，有北洋军阀不堪一击，但有相对北京而言，南京的青春朝气和锐意进取，因为有一定进步性，战胜敌人是自然的事。

第二次战胜红军，迫使三大红军先后踏上长征之路（也包括红25军的单独长征），那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和红军最大的不同是，国民党军的空前强大，还有他们的对手并非毛泽东主席，而是李博等人，李博用现在的观点看，根本不是会打仗的。

最后，打败日寇，因为这是对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另外，当时的国民党在国仇家恨面前，有过可圈可点的表现，而且放大背景看一看，有强大的美国，有强大的苏联，如果只靠蒋介石的单打独斗，绝无打败日寇的可能性。

但解放战争对蒋介石来说很可悲，他沉浸在自己以前的辉煌中无以自拔，完全不懂与时俱进的道理。

1946年夏，数十万国民党大军云集宣化店，李先念不得不率军突围，“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到时候为止，蒋介石一直认为解放军在战术上红军时代没多大差别——既然敌军战术没有变化，那自己也不需要改变战术，就能轻易制服解放军。

十多年前，国民党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我们可以看看解放军在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变化，红军时代，由于敌军过于强大，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采取游击战，事实证明这是对付国民党反围剿的最佳办法。主席是游击战的开创者，他总结的16字游击战方针至今耳熟能详。

但到解放战争，大家突然发现，不可能再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重装军团打游击战，必须转变为打阵地战。阵地战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应用，但很少，延安为此也争论过是“游击阵地战”好还是“阵地游击战”好。

然而在和国民党打了几仗之后，解放军就迅速掌握了阵地战的要诀，学会了怎样在大兵团、重装备、正规化的敌军面前打阵地战；尤其可贵的是，东北的林罗刘在锦州之战之后、徐向前在晋中和临汾之后，都学会了城市攻坚战——陈粟的华野最早学会攻坚战，而华野的攻坚能力之强也一直全军闻名。

解放军的打法，是一种大开大合，十分高效而务实的战术，不会过多考虑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会在什么“国际声望”上做纠结，在西北战场放弃延安就是一招高明的棋术：以延安为诱饵，导致胡宗南和马家军数十万大军在西北游荡，无法想象，如果这些兵力用于其它解放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而蒋介石正好相反，究其一生，都困在“守土有则”的怪圈中，部队可以被消灭，但地盘不能丢，问题是军队都没了，地盘还怎么守？解放战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蒋介石不断地在守城，从而又在不断地丢城……

很多地方都能显示出解放军的灵活性和国民党军队的呆板和僵化：

解放军没有军饷，国民党军饷成为压垮它的重大原因：很多省主席唯一的任务就是筹措军饷，为了征粮收钱，很多省份不管丰歉，农民有高达90%的收成都被收走。甚至还出现主管钱粮的官员被上司逼死的闹剧。

解放军解决兵源的办法有多种：可以从翻身农民中获得，可以由以前的伪军中获得，也可以由国民党战俘中获得，边训练，边打仗，边进行觉悟提高，只要有用，就可以充实到部队里来，同时进行思想教育。所以林罗刘出关时只有11万人，等3年后重新入关，军队就达到恐怖的百万之众。最早时候，黄克诚他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把东北军队从10几万变成了30几万！

国民党唯一的办法是拉壮丁……

解放军干部没有私产，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不可思议的。个人财产把国民党次牢牢地拴住，想灵活都灵活不了，围绕着私产，蒋介石的部队成为一支庞大而僵化的怪物，在解放军灵活而凌厉的打击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蒋介石战败的八大原因之二：他无力、也不可能对全国进行动员。

决定战争胜败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心向背，什么是人心向背？像解放军这样能动员得了人民的，才是向，否则就是背。

蒋介石的国民党系统，无力也不可能对全国实行真正的动员。因为他无法解决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他连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都不知道。

反而解放军，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核心就是土地问题。所以，毛泽东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深入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不喜欢待在中央（就像他和瞿秋白说的：不愿意和你们一样住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里），而是喜欢蹲在条件艰苦的农民，和普通农民坐在地垄上拉家常，到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代就开始致力于解决土地问题。

可以说，中国问题的钥匙就是土地问题。

整个国民党的大陆时期，他们都没掌握把钥匙。

不懂土改，不能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你拿什么来进行全国动员呢？

确实，蒋介石也在全国范围内做过尝试，进行总动员，还提出了许多口号，像什么“戡乱”、“新生活”、“总体战”，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尽管解放军已经向江南进军，他一再发布各种动员令，但不管是广州、成都还是重庆，从老百姓的脸上，他看到的都是冷漠和麻木。

即使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前夕，蒋介石到重庆，发现四川的老百姓关心的仍然是自己的衣食住行，而不是国民党军队所谓的前途和安危。

蒋介石能做的，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弄丢了中国大陆。

反观解放军这边，进行全国总动员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因为从解放区被开辟的第一天起，解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就被提上各级干部的日程。

土改做全国农民都成了解放军最强大的依靠，翻身农民成为解放军的兵源，支前的主力也是翻身农民，敌人来的时候坚壁清野、为解放军收集情报、陷敌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不就是真正的动员吗？

当在全国动员问题上主席显现出远高于蒋介石的眼光时，战争的结果其实已经注定了，唯一不同的是，蒋介石到底用多久才能把他这点家底儿折腾光……

蒋介石战败的八大根本原因之三：就个人军事能力而言，他比毛泽东差得太远。

按说，蒋介石是科班出身，毕业于著名的日本士官学校；毛泽东主席却一天军校也没上过，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野路子打败了正规军，喝洋墨水的被喝土墨水的赶出了中国大陆。

事实证明，蒋介石虽然是科班出身，但他的军事水平，不见得比一个师长更高明。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蒋介石并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军事思想体系。而只读过《三国》、《水浒》和《资治通鉴》的毛泽东，却有着像游击战16字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这样足以指导部队打胜仗的思想。

蒋介石在日本学到了什么呢？

乍一看，非常体系，非常正规，非常标准，很容易复制。如：每队以一旅为单位、每日行军不超过25公里、行军顺序完全按照教科书等，还有一些类似“坚壁清野”、“主动出击”、“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这样的军事原则，看上去特别具体而严整。但战争不是沙盘推演，事实上在战场上的敌情瞬息万变，哪能机械地照搬课本？那和李德用地图指挥、连一门迫击炮放在哪都有规定有什么区别？

至于他总结的那些战术原则，确实正确无比，但毫无用处。

看看解放军是怎么样进行战术训练和推广的，拿东北林罗刘为例，他们总结的“三三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等，一有空就连训带讲，结合实际战例讲解，不要说指挥员，就连普通士兵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好。

客观地说，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还是不错的，但往往落实不下去。一到那些大区长官那里就被抵制，因为这些长官各有各的算盘，不管是东北的卫立煌还是华北的傅作义或是华中的白崇禧，唯一例外的是杜聿明，因为杜是蒋的嫡系（杜的问题等下再说）——而一被抵制，蒋介石就毫无办法，最终以自己妥协了事——所以，他的战略眼光好是相对的，不被执行有什么用呢？等于零。

最要命的是，坚守城池的原则始终像一根绞索一样吊在蒋介石的脖子上，这是他永远无法摆脱战略被动的最主要原因。地盘决不能丢，地盘就是命根子，这种思想和毛泽东主席不纠结一城一地得失的思路比起来，高下立判。本来，作为最高首长，强调守住城池是没有问题的，但蒋介石把它绝对化了，后来简直成了他的一种“守土情节”，因此永远放不开手脚，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来越分散，哪个点都想保，哪个点都不想失，哪个点都要派兵驻守，因此被机动灵活的解放军打败就再正常不过了。

蒋介石对此毫无办法，他只能在日记里无奈地说：“防不胜防，此剿彼竄（窜），颇难为计。”

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还有一个爱好：喜欢越级指挥。

他不了解战场实际情况，但总爱干涉前方将领用兵，他长途遥控指挥，但他的命令下达时，战场情况早就发生变化，而那些处于一线的军长、师长，怕被“军法从事”，只能违心地执行他的命令，这样做尽管输掉了战争，但没有违抗命令，因此不会被追究责任。

即使是他的嫡系将领，对蒋介石这种喜欢插一杠子的作风也头痛，杜聿明为了在关键时刻甩掉他，在战场上专门关了通讯器材，没想到蒋介石相当执着，竟派了飞机空投手令……

简单看下毛泽东的用兵，四渡赤水出其不意，放弃延安换取主动，跃进大别山无后方作战转守为攻，三大战役摧枯拉朽，一切指挥只有一个原则，务实，战场情况要求怎么用兵，他就怎么指挥。

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毛泽东只当过半年兵，之所以有最后的结果，可能别的都不好解释，唯一能解释的，恐怕就是智慧问题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能力，只能有一个评价：典型的军事教条主义者。

蒋介石战败的八大根本原因之四：在用人上，国民党全面败北。

从学历和背景上看，国民党将领可以说是非常辉煌，有国外名校毕业的，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有保定军校毕业的，中生代将领则多出自黄埔。而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除了朱德和叶剑英等人外，只有个别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而黄埔军校，实际只是基层干部的短训班而已。

张灵甫是北大高材生，廖耀湘是法国著名军校毕业的，邱清泉是邱疯子不假，但也是个军旅诗人……

那为什么最后是学历高的战胜学历低的？要知道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有很多人最初的文化相当低，包括后来成为元帅的贺龙，都没受过多少文化教育。

主席曾说过：“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又说：“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有过多次堪称“灾难”的换人，比如在东北，他先派熊式辉和杜聿明，又换陈诚，最后换上卫立煌，还把杜聿明也拉去。客观地讲，这几位水平都不差，要么是军事水平高，要么是对蒋忠诚，要么是军政干才，但这几位努力的结果是不仅成就了军事天才林罗刘，更关键的是把东北全境都丢了。

在徐蚌战场，蒋介石派“猪将军”刘峙在前，又让杜聿明“掺沙子”于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刘峙被伤了心，而杜聿明也被捆住手脚毫无作为；在华北，傅作义不肯向南撤军；在西北，胡宗南被彭德怀耍得团团转；在华中，白崇禧拥兵自重，只想把蒋介石赶下台……

如此多的牛人，怎么会被蒋介石用成这个样子？

蒋介石并不认为他拥有很多军事人才，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渡过黄河进入华北时，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载：“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国民党内部并非无人，但蒋介石用人只有两大标准：一是看派系，二是看听话与否。

白崇禧是国民党内部少有的军事统帅型人才，只因为他是桂系大佬，是蒋的政敌，因此蒋介石从来不敢放手使用；另一个极端是志大才疏的胡宗南，最多是一个师长的水平，却因为既是蒋介石的老乡，又是黄埔系，就硬被提拔成西北战略大区最高主官。凭心而论，当时的西北，如果换了白崇禧、傅作义等人，只怕以毛、周、任为首的中央会极度危险。

何应钦曾直接批评蒋介石的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不妨再看看毛泽东的用人。

最初他派林总去东北，但当时东北最高领导人是彭真，后来为了统一东北领导，调彭真回延安，东北由林总一把抓，最终东北一举解放；陈毅曾在淮北六战一胜，但主席派他坐镇华野，而由粟裕行使部队军事指挥权，结果华野威震天下；在西北，主席把贺龙的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成立西北野战军，拖垮了胡、马的数十万大军……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一句话，毛泽东主席让解放军的将领们敬畏和佩服，而蒋介石则让他的指挥官们厌烦，这恐怕是两人的一大区别吧。

蒋介石战败的八大根本原因之五：军队内部派系林立，从未形成真正的合力。

派系林立属于国民党军队先天软骨病，从娘胎里带来，没法治好。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只要看看国民党部队最初的组成和成因，就知道这是从根儿里落下的毛病。

国民党军，起源于北伐甚至更早些时期，那时候，部队里除了蒋介石为代表的黄埔军（中央军嫡系）之外，还有李济深的粤军、李白黄的桂军、唐生智和程潜等人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他后来又主持江西军务），再加上后来刘湘等人的川军，被他利用红军进入长征后吃掉的王家烈黔军，中原大战后收服的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等，还有西北的马家军和新疆的盛世才，如果再加上更小些的军阀，那蒋介石的部队简直就成了一锅大杂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证自己的利益，蒋介石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因此，整个国民党部队就成为一个松散的大联盟，不时有人挑事儿造反，于是就不断重组，派系斗争从来都没间断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历史上蒋介石曾有三次下野，这三次下野全部都是派别斗争导致的，还全都和桂系的翻云覆雨有关系。

即使是在军中派系斗争相对较少的抗战时期，蒋介石也不时被军阀们激怒，他在1945年3月的日记中曾经非常露骨地辱骂出身彝族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猡猡就是彝族的蔑称，对龙云的不齿和愤怒无以复加。

但如果你认为国民党军队中的矛盾仅存在于不同的派系之间，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是中央军的嫡系之间，相互拆台、相互使绊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用土木系大佬、曾任参谋总长的陈诚的话说就是“贪婪怯懦，毫无生气”。

邱清泉一向被人称为“邱疯子”，意为打仗不要命的意思。但这可实在是误会了这位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和德国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其实，邱清泉在牺牲友军、保存实力方面也有着相当的造诣。

1948年夏，时任第5军军长的他坐视75师的覆灭而袖手旁观，气得蒋介石在日记里大骂：“此全由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

不过，除了在日记里骂骂邱清泉外，蒋介石居然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于是，之后的邱清泉再接再厉，一再上演见死不救的好戏，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黄百韬兵团的被围被歼，和他的自保和缓慢有直接的关系。

到最后，蒋家王朝临近崩盘时，蒋介石对将领们也处于失控状态：“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

可能蒋先生对于军队的派系与倾轧，唯一的出气对象是日记，而日记也只能起到树洞的作用，对于消灭派系、增进团结协作则完全无用。

蒋介石战败的八大根本原因之六：政工系统形同虚设，没有任何作用。

我军的政工系统，在保证军队不变色、保持战斗力方面，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

从建军之初，毛泽东等人就十分重视政工系统的作用，从“三湾改编”一直到井冈山，再到“古田会议”，健全政工体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军队建设的重中之重。

就在“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几乎同时，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也进行了类似的举措：重新登记党、团员，把数十名党、团员分散到各连队去发挥带着作用。

所以，不管是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亦或是解放军，都是人民的武装，都是党领导下的军队，都是凝聚力超强的部队。

但看看国民党部队，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其实，在国民党部队建立早期，他们也和苏联军队看齐，在部队中设立过党代表一职，不过，后来的军队向美军学习，政工干部就成为只做些琐碎的后勤工作，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完全不起作用。

解放军的队伍中，政工元帅罗荣桓、政工大将谭政和政工上将萧华等十分著名，其实，即使在十大元帅中，像罗荣桓这样的政工元帅也不是个案，如陈毅元帅和聂荣臻元帅，最初也是政工干部出身。

陈毅最初是南昌起义中被周恩来和刘伯承任命为主力部队73团的政治指导员，在后来的转战过程中，陈毅的政工作用非常突出，和朱德一起保存了起义火种，并把这800多人带上了井冈山；而聂荣臻是在苏联深造过的，到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和红1军团政委，情况类似的还有杨尚昆，只不过他是红3军团政委。

这里还要再提另外一个著名的政委，即129师、晋冀鲁豫军区和中野政委邓小平，他和司令员刘伯承正好是一对互补，在中野，大家对刘伯承更多的是尊敬，对邓小平更多的是敬畏。邓小平对于决定中野的方向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他是战略型政委，不管琐事，具体事务都由张际春他们负责。

只要看看几大战略区的政委，就知道国民党部队的政工干部为什么不行了：东北军区政委是林总，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野战军政委陈毅；中原军区政委邓小平，野战军政委也是邓小平；西野政委是彭德怀，华北军区政委是薄一波。

几大军区之间，几大野战军之间，从来都是配合作战，从来没有本位主义，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淮海战役中的双堆集之战，歼灭蒋军重装集团黄维兵团，缴获大量重武器，但陈毅一声令下，让华野的陈士榘和陈锐霆把这些重武器全部留下，让中野“补补身子”。稍早前，邓小平有句名言：“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反观国民党部队，政工人员无地位，无权威，因此谈不上什么部队的精气神，1949年，国民党行将覆灭，但大家谈论起来好像是在谈别人的事，和自己毫无关系。国军系统的松散和冷漠可见一斑，也更谈不上什么军纪了。

尽管到后来，蒋介石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一直到死，蒋介石都不知道什么叫人民的军队，从而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政工的重要性。

蒋介石战败的八大根本原因之七：情报系统的溃败，和战场上一样彻底。

不管是在蒋介石的身边，还是胡宗南等重要军事将领的身边，都有我军派出的情报人员。最有名的莫过于郭汝瑰、刘斐和熊向晖等人，国民党方面的重要行动对解放军来说形同虚设。

周副主席曾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情。

胡宗南是“天子第一门生”，是浙江宁波人，又是黄埔一期生，是双料嫡系，所以尽管才具平庸，蒋介石仍然把西北交给他。但就是在这样一位最受蒋介石信任的主要将领身边，熊向晖潜伏多年却一直没被发现！在毛周任转战陕北期间，胡宗南、刘戡经常率几万大军尾随只有几百人的中央，却一直被戏耍，不管对毛主席还是对胡宗南，都算得上“奇迹”了。

蒋介石身边的重要幕僚人员郭汝瑰和刘斐两人曾长期不和，一个赞成的，另一个必要反对。这不是演戏，而是真的，当时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对方其实是红色间谍。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中，郭汝瑰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就是作战厅；而指挥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叫徐蚌会战）的核心三人组，即是蒋介石、周菊村和刘斐。

蒋介石完全想不到会有红色间谍渗入，别人多次跟他讲，他还拒绝相信。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熊丸后来回忆说：“刘为章（刘斐）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觉得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敢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

解放战争中，几乎国民党所有重要的作战信息，解放军都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而且，长期潜伏在军队系统中的高级将领，总是在最关键时刻率师起义，打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特别是淮海战役中的几个人，碾庄圩围歼黄百韬第7兵团时张克侠和何基沣的起义，双堆集歼灭黄维第12兵团时的廖运周起义，都是解放军取得辉煌战果的重要原因。也包括之前的韩练成，如果不是他在关键“临阵脱逃”，陈粟又怎能顺利取得一战歼敌5万人的莱芜大胜？

对于解放军的情报系统来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龙潭三杰”，特别是钱壮飞深入虎穴，探听到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立即上报从而将周恩来、陈云等人安全转移，这可以说是传奇中的传奇。但在那个时期，我军的情报系统实际是相当困难，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那时敌我实力对比十分悬殊，像“龙潭三杰”这样渗入敌人情报系统的，当属个案。

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国共实现合作，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和李克农等人的领导下，深入国民党系统的情报网才大规模拉开，用蒋介石本人的话说，就是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红色特工，著名的如熊向晖、沈安娜等人，他们长期潜入国民党核心将领的周围。甚至，一些军政要人的亲戚，本身就是红色特工，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和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等人。

对解放军来说，国民党的作战命令完全是公开和透明的，蒋介石的全面溃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蒋介石战败的八大根本原因之八：人心向背从本质决定了国民党不可能取胜。

解放军取得最终的胜利，其实从延安时期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当时的中国，存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国统区，大家看到的是腐败、官僚、混乱和浊水横流，而在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人民感受到的却是一股清流，这是大家从未体会到的一种感觉。

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我军坚持抗战，人们开始敬慕八路军；而延安带来的清苦和奋斗风潮，使得众多知识青年大批来投，甚至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贤达也纷纷组团来访。可以说从那时起，延安就俘获了全国人民的心。

抗战即将胜利时，黄炎培曾经和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有过著名的“窑洞对”，主席向黄炎培提出，我们可以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支配，因为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可以长盛不衰。“窑洞对”作为佳话流传十分广泛，使全国几乎所有高级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不是重庆。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到重庆谈判，我方的诚意是显而易见的，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都做出显著的让步，这让全国人都看到了曙光。柳亚子对主席莅渝十分激动，称之为“弥天大勇”。

解放战争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形象持续恶化，四大战胜国荣光迅速成为泡影，国统区一片混乱，王云五的财政改革使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崩溃边缘，卖点生活必需品都有大包小包去，里面装着成捆的钞票。

当蒋介石一意孤行出尔反尔，宣布召开伪国大时，他就彻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自己彻底变成一个独夫民贼，爱好和平的人被抛弃，居间奔走了多时的民盟被宣布非法。张澜，这个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朱德和罗瑞卿的老师，为和平呼号了多年，结果自己苦心经营的民盟成了“非法组织”……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站到蒋介石的对立面去！

不仅如此，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和冯玉祥等人，也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成立民革。这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蒋介石的国民党已经走到历史的反面，根本无法代表人民。

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解放军搞土改，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蒋介石搞金融改革，把钱都捞到权贵手里。实际上，从一开始，蒋介石就是权贵阶层的代言人，在他的背后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虞洽卿这样的大买办！

最终，人民选择了用脚股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豪迈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同一时间的蒋介石，只能躲在他剩余不多的地盘上苟延残喘。

蒋介石不反思他的失败吗？他也反思，但他反思的结果，一条也没分析对。

蒋介石丢掉中国大陆之后，余生就在台湾度过。你知道这个时候他最恨谁吗？他最恨的既不是解放军（把他赶出大陆），也不是他自己（亲手丢掉大陆），他最恨的有两个方面，这让人出乎意料。

他最恨的一是美国，二是桂系。

早在1949年初，他就说过：“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史即斯大林，旧译史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

这其实对美国和马歇尔是一种莫大的曲解，“美马”完全可以感到很委屈。事实上，在援助蒋介石对抗解放军一事上，美马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只是到后来，美马发现蒋介石完全是烂泥扶不上墙，对他援助根本就是无底洞，这才决定走马换将的。

比起美国和马歇尔来，蒋介石更恨的是桂系，前文说过，蒋介石一生有三次下野，这三次下野的背后，都有桂系的暗中捣鬼。更有甚者，蒋介石认为自己在大陆的溃败，完全是李白的阴谋所致，如果不是桂系的逼宫，解放军就不会获胜。

蒋介石的自欺欺人，到了一定的境界。

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还在日记中大骂白崇禧“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

坦白说，国民党丢失大陆真的不关李白的桂系什么事，而且，在对抗解放军时，桂系屡次顽强阻击，若非桂系，只怕蒋介石的江山丢得更快。远的湘江战役不说，就说陈毅在泗县的失利，刘邓在大别山的艰难困境，以及在青树坪的回马枪，都是桂系干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罗刘之所以有段时间在东北打得特别艰难，和白崇禧有直接的关系。

桂系想取蒋介石而代之是真的，白崇禧和美国人眉来眼去也是真的，李宗仁不听招呼非要竞选“副总统”更是真的，但这一切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是蒋介石不行了，局面没法收拾了，李白才“应运而生”的，这个因果逻辑关系要弄清楚了，不然就会像蒋介石一样闹笑话。

在蒋介石的反省总结中，几乎没有一样说到点子上，只有一样勉强算是说对了，那就是对国民党军队和军人的评价，说到这些，他一连用了12个“无”字，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但这些归根到底只是现象和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本质在哪里？他不知道，也反思不出所以然来。

至于上述分析的8大原因，蒋介石更是连边都没有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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