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源远流长，融合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和智慧。实践是中医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实践，中医师可以感受病症的变化，领悟治疗的方法，传承并发扬古代中医先贤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文化的根植下，中医发展至今，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保驾护航，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和传承者。中医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中国文化的滋养和传承，中医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师 张 炜

海派中医发展至今，到了必须要能够打破传统框架，才能够继续辉煌的时候。中医的精髓，根植于临床实践，根植于民间，根植于中国文化。中医如果疏远于临证，疏远于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疏远于危急重症，路会越走越窄。

急性传染病中医称之为“疫病”、“瘟疫”。《诗经·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惨莫惩嗟。”描写了疫病所造成的惨痛景象。中医药在防疫、治疫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优势。

上海中医始于唐代，兴于宋末元初，盛于明清。清末民初上海名医汇萃、流派纷呈，具有开放、兼容、自省、吸纳、创新的特点，通过学术争鸣、兼收并蓄、中西汇通，形成了中医学术高地，始称海派中医。其时沪上名医与江浙等地旅居上海的名医交相辉映，形成了诸多名医、名著、名案，影响至今。

时值上海开埠，人口大量增长，人员流动激增，大大增加了传染病的流行机会，促使近代上海的疫病流行严重。清代原籍浙江后移居上海的莫枚士《研经言》自序中提到：“余于咸丰之季（1851—1861年），避寇海上，时疫盛行，流民踵丧”。在此背景下，海派中医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国内的治疫的理论与临证大家。如王孟英治霍乱；吴瑞甫治疫喉（白喉）；丁甘仁治烂喉丹痧（猩红热）、伤寒时疫；祝味菊擅长治肠伤寒；徐相任治鼠疫；严苍山治疗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他们上承明清温病学之余绪，旁及西医学传染病学、流行病学、预防医学等新知，融会贯通，对于疾病的病因、病机、证治、用药都有着各家独特的阐释与演化，疗效明确，声名鹊起。当时有言，如果不能够看伤寒，在上海是开不了业不能够立足的，侧面证实了海派中医治疫的高超水平。

因为治疫经验的积累和传承，上海在本次新冠肺炎发病诊治过程中，多处体现出海派中医的特点。在整体上，海派中医把握了疾病大局观：上海市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中医专家组，在诊疗上海患者过程中，区别于国家方案，三因制宜提炼出上海“热”、“毒”、“燥”的特点，证治用药突出疏利透达、灵活轻盈，恢复期突出中医瘥后防复的思想，在疾病各阶段重视情志的调适。在细节上，海派中医根据自己特点灵活把握疾病病机：对特殊表现如发热、消化道症状、肝功能损伤等，发挥中医特色，提出诊疗方案，改善病情，提高危重症抢救成功率。在人文上，与西医同道紧密配合提高协同救治能力：救治组中西医联合查房，开展病例讨论，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重症危重症患者中医药100%覆盖，取得了满意疗效。“上海方案，就是以人为本，一人一方案，中西协同。”中医“让轻症病人更快康复，缩短他们的住院天数，重症病人促进他们内环境的稳定。”正如上海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所言，对本次新冠肺炎的深刻认识，坚定了中西医协同治疗信心，“在上海，中医和西医协作团队没有学派之争，只要对病人有利，就采取谁的方案。”

海派中医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在形成初期，上海开埠，中西文化在此交流冲击，形成了养育的土壤，学术高地又吸引了更多名医大家的汇聚。其后数代海派中医人在临床实践一病一证中锤炼，对于疾病本质的深入细致的思考，对于证治遣方用药的历练积累，逐渐成型，最终在上海乃至全国立足。

海派中医发展至今，到了必须要能够打破传统框架，才能够继续辉煌的时候。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中医的精髓，根植于临床实践，根植于民间，根植于中国文化。而现在评价体系中的实验研究、动物模型和SCI论文，是培养不出海派大师的。中医如果疏远于临证，疏远于传统中医基础理论，疏远于危急重症，路会越走越窄。靠扶植靠政策靠输血，海派中医是不能够持续的。上海中医目前的流派不是多了，而是创名立派的少了，闯劲少了。同时现在信息全球化发展到极致，极大便利了新知识的可及性，如果此时海派中医挟洋以自重，就会更加流于鄙陋。

通过此次疫病的防治，海派中医应该及时进行总结和反思，要有大智慧、前瞻性的眼光和思想，借势而起，奋发图强。当前中医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海派中医一定能够再次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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