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是东晋的权臣,为什么却没能自立称帝呢?

更新时间:2023-05-19 13:48:41 作者:知道百科

  桓温是东晋权臣,因溯江而上灭亡成汉政权而声名大奋,又三次出兵北伐,战功累累。后独揽朝政十余年,操纵废立,有意夺取帝位,终因第三次北伐失败而令声望受损,受制于朝中王谢势力而未能如愿。

  东晋是门阀共荣的产物,士族轮流坐庄,依次执政——但出现的,几乎都是普遍意义上的“文臣”,很少有人像桓温一样,立有军功,而且军功之盛,少有人及。桓温的盖世军功,可以算是一场因缘际会。但这场军功,却又引发了东晋朝廷的重大变局,以至于影响了此后几十年间的政治走向,并最终使东晋的政治生态滑落到无法挽救的深渊——哪怕几经谢安挽救也无济于事,东晋王朝还是被刘裕所创立的宋朝所取代。这一切的肇始者,就是桓温。

  桓温之父桓彝,于东晋初年的王敦之乱中立有大功,因此获封万宁县男,迁宣城内史。但在几年后的苏峻之乱中,桓彝被乱军所杀。以当时的环境来看,这份家世并不厚重,远远不足以支持桓温走到权力的巅峰。真正让桓温的未来出现转折的第一个契机,是一桩婚姻:在庾翼的大力推荐下,晋明帝将女儿嫁给了桓温。桓温由此从一个普通的士族子弟,一跃成为皇亲国戚。

  庾翼之所以推荐桓温,是出于对桓温的看重。当时,庾翼品评士人,多有不屑,只对桓温和殷浩青眼相加,因而将桓温推荐给了朝廷。这份推荐,极大地拉近了庾氏与桓温之间的关系。而这,又给桓温的人生转折带来了第二次契机:晋康帝年间,庾翼欲图北伐,却并不被朝臣所支持,仅有桓温等寥寥数人赞同其事。因此,庾翼在部署沿江州郡人事时,对桓温加以大用,将桓温任命为徐州刺史,负责东线战事。

  此次北伐,最后无果而终。庾翼尚未出征,康帝就病逝了,这意味着庾氏从此也就失去了对朝廷的控制。紧接着,庾翼、庾冰兄弟也相继谢世,北伐之事再也无人提及。但这,却给了桓温第三个机遇:庾翼在临终前上表朝廷,希望能将荆州刺史的职位交由自己的儿子庾爰之接任。对此,朝廷并不愿意,但一时又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和替代人选。

  这个时候,桓温自告奋勇站了出来,表示愿意赴荆州任职,而且自信能够妥善处理庾氏的残余势力。朝廷同意了桓温的请求,而桓温也成功的接收了荆州。至此,被庾氏兄弟把持十几年的荆州终于落到了桓温手中,而桓温的人生,也从此开始真正发生改变。

  建康的重臣们以为桓温是站在自己这边的,但让朝廷想不到的是,桓温并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人,折腾起来比庾氏兄弟动静还要大。庾氏兄弟一直图谋北伐,朝廷中却应者寥寥,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实力的考量:东晋建国艰难,等到形势大定时,北方已经从混乱走向秩序,羯族人石勒创立的后赵已经基本上统一北方。面对着这个对手,东晋不管是国家整体实力还是军事实力都有所不如,此时贸然北上,必定胜少败多,无益于局势。

  那如今换了桓温代替庚翼镇守荆州,他的态度又如何呢?桓温赞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认为北伐不可轻言。但是,不能北伐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开战了,别忘了,西方还有一个割据势力呢,可以先拿他们开刀试试。割据蜀中四十多年的成汉就这么被桓温盯上了。永和二年,荆州刺史桓温直接上书朝廷,希望朝廷能同意他西进伐蜀——说“直接”,是因为桓温此前根本就没有跟朝廷通过气,说过自己有伐蜀的准备。而且更为出格的,是桓温也没指望朝廷能同意他的请求。

  在上书朝廷以后,桓温等都没有等朝廷的回复,就径自领兵伐蜀。桓温入蜀之时,正逢成汉国内政局大乱。桓温此来事半功倍,大军仅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便进入成都,成汉末主李势率众出降。然而对东晋朝廷来说,桓温收复大片国土并不是什么好事,反倒成了一桩忧虑:桓温擅自出兵的行为,对朝廷的影响极其恶劣。但偏偏桓温还胜了,更是不好处理。最终,朝廷也没敢斥责桓温的行为,反而还根据战功进行了嘉奖。桓温的第一次军事冒险行动,成功。

  桓温权势如此之盛,行事如此之狂,当然也引起了朝廷的隐忧。于东晋朝廷而言,于整个士族共和的局面而言,桓温做大难治都不是什么好事。此时,朝廷急需培养出一个可以跟桓温分庭抗礼的人,以维持局面平衡。既然桓温西征顺利,那么留给别人走的路,就只有北伐了。好在东晋此时的运气也不错,统一北方几十年的后赵因为皇帝石虎去世,正陷入大乱,朝廷趁机派兵北伐。但无奈所托非人,由禇裒、殷浩所主持的北伐,先后均以失败告终。

  身在荆州的桓温,冷眼看着这一切。在朝廷重用殷浩时,桓温就知道用意所在了,但他并不着急。殷浩早年与他齐名,可他却远远看不上殷浩的才能,认为此人颇有沽名钓誉之嫌。如今殷浩落败,朝廷再无可用之人,桓温于是顺理成章地上书朝廷:我也想北伐。朝廷北伐,并不是想收复失地,而只是希望能培养出一个可以和桓温相抗衡的人,因此桓温的请求当然不被允许。

  但建康的衮衮诸公还是太小看了桓温。收到诏令后的桓温大怒,居然直接就领兵出征——不是去北伐,而是顺流东下,直奔建康而来。朝廷大惊,赶忙派人在路上劝阻了桓温。桓温也不是真的想领兵作乱,就只想吓唬一下朝廷的大佬们而已。眼看着朝廷服软,桓温也就满意地回到了荆州。此时,殷浩已经一败涂地。桓温于是再次趁机上书,将殷浩废为庶人,然后从荆州从容出兵北伐。

  桓温的北伐,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进入了关中,但未能立足,而后退回。第二次进到洛阳,祭扫了西晋诸帝陵寝,但最后依然撤回荆州,北伐收复的土地也旋即失去。第三次北伐,在枋头遇到了慕容垂。这一次,桓温大败而还。虽然第三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但讽刺的是,胜了的慕容垂回国后,只落得个走投无路的境地,最终被逼投降敌国。败了的桓温,回朝却可以废立皇帝,权势更甚。借助北伐, 桓温于权势上更进一步。

  东晋立国,根基之弱历朝罕见。在其中,士族共荣,其实是东晋国祚绵延的一个保证。 但是,这种门阀间的彼此相互制衡,却没有进化出贵族政治,东晋最终也走上了权臣篡位的道路。这背后,桓温的作用不容忽视。桓温并不如之前的士族一般,是经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而逐步执掌朝政的,他是因为强盛的军功才得以控制朝政。这种上位之路,本身就是对士族政治的一种颠覆。

  在这个过程中,桓温的性格也起了很大作用:胆大妄为。伐蜀之前,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兴兵;后来,又因为与朝中的执政不和,擅自带兵东下,令朝野大震。这些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已经不能用简单的“任性”来形容,而是狂妄得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如果你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那么不妨设想一下: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某天在没有经过总统授权的前提下,自己决定出征,并一举攻灭了菲律宾。这对于美国而言,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桓温干的,就是这种事。但偏偏,朝中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压制或者制衡。面对种种出格的举动,朝廷最终也只能忍气吞声。这既助长了桓温的嚣张气焰,同时又造成了桓温与朝廷之间的巨大不信任。桓温后来北伐曾收复过洛阳,他上书朝廷,希望朝廷能够迁都回洛,但朝议不许。到最后,双方彼此间的不信任,造成了严重的分裂。桓温后来虽然把持朝政,但却不愿意进建康,而只是在建康上游遥执朝政。到了晚年,桓温移镇姑熟,距建康已经只有几百里水路,也依然不愿意进入建康。其中原因,只能是不信任造成的隔阂。

  看上去,这与一百多年前的情形类似:东汉末年,也是曹操执政,居于邺城,汉献帝和朝廷则在许昌。但只要仔细深究,你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别其实极大:曹操虽然不在许昌,但对于朝廷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只不过是不愿意待在许昌见到汉献帝而已。桓温则不同,他是力有不逮。他不愿意去建康,背后的理由很可能只是不敢。毕竟,建康城还远不是他桓温的天下,执政的王坦之和谢安都视他为仇寇。而桓温对于两人,以及他们身后的门阀势力,既无法忽视,又不能降服。

  此时桓温所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他自己出身于门阀,能有今天的地位,于门阀借力颇多。但同时,他又不是一个典型的执政,不为门阀士族所充分接受。也就是说,他的家世让他得以身居高位,但在此之后,他又背叛了他的出身。以上这些,还都只是桓温与东晋政治传统之间的小龃龉。更大的问题,在于桓温的诉求:他想取晋室而代之。

  这就又要说回桓温的北伐了。桓温北伐的目的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单纯就是想恢复失地。更深层次的目的,在于立威,然后挟巨大军功,走曹操当年走过的路。这点小心思,桓温在第一次北伐时,就被王猛给发现了——是的,历史中很多你以为互相不挨着的人物,其实都曾发生过一些神奇的关系。

  那是永和十年,桓温第一次提兵北上。此次北伐进行的颇为顺利,不久就攻入了关中。当时氐族人立足未稳,桓温走刘邦当年的老路,取道从武关进入关中。在大胜前秦军队后,大军进至灞上。关中州县纷纷纳降。百姓扶老携幼前来围观,其中有耆老痛哭不已,“不图今日复睹官军!”——自晋愍帝于建兴四年在长安被匈奴俘虏后,晋朝势力退出关中已经快四十年时间。而王猛,就在这些围观的人当中。

  王猛是北海人,因天下大乱而隐居于华阴。但所有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隐士,都算不上真隐士,前有诸葛亮,如今有王猛。在桓温大军进入关中后,王猛随即前来拜见。桓温对王猛的第一印象是邋遢。史载,王猛“披褐诣之,扪虱而谈”,身上披着一条破麻袋,一边挤虱子一边吹牛。桓温出身于士族之家,王猛这种对个人卫生的讲究程度,在桓温眼里已经不是不拘小节了,而是令人作呕。但桓温还是对王猛另眼相看,因为王猛在谈及天下大势时,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令人很是动容。

  这里有个背景需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如今男人聊起国际政治,就跟女人聊八卦一样正常,但在当时那个年代,通讯极不发达,尤其像王猛这样的隐士,接受信息的渠道不仅有限,而且最后传到耳朵里的消息,更是不知道已经过了多少手了。在这种情况下,王猛依然能从有限的信息中得出让桓温赞同的结论,更可见其智慧超群。

  在听了王猛的一番谈论后,桓温对王猛很是欣赏,于是便将心中的疑惑向王猛说出:我奉天子之命率领十万大军进入关中,为百姓剪除贼害,可为什么关中的豪杰却没有来投奔我呢?王猛回答道,您不远千里而来,深入敌境。可如今长安近在咫尺,您却屯兵于灞上,不渡灞水。大家都不知道您究竟是什么心思,所以才犹豫观望,不敢前来投奔。

  桓温默然不应,良久才说,您见识深刻,江东没有像你这样的人才啊!并随即授予了王猛一个官职。桓温的这番态度,无疑说明了他是赞同王猛的观点的。而且结合桓温的行军路线以及长安附近的地理环境来看,事实也的确如此:桓温从江陵出兵,一路行至灞上,走的都是陆路。接下来如果想攻克长安,就必须渡过灞水,如此才能到达长安城下。

  但如今桓温却停兵于灞上,不渡灞水。其进取之意不足,力求自保之势,已经昭然。关中豪杰摸不透桓温的主意,自然不肯轻易表明立场。果然,桓温在关中并没有待多久。一个多月以后,桓温与苻雄再战于白鹿原,此回桓温大败。同时,前秦兵在关中坚壁清野,令桓温大军无处觅食,只能撤走。临行前,桓温邀请王猛一起撤退,但王猛却表示了拒绝,他决定继续留在关中,观望局势。一年后,王猛才终于遇到了他的真命天子苻坚,并进而在历史中迸发出耀人的光彩。

  桓温的北伐,历来存在争议。有人认为,桓温的军事实力在当时算得上是一流水平,最起码有平定蜀地、灭亡成汉的军功在那里摆着。但同时,又有观点认为桓温军事实力平平,三次北伐几乎没有取得多少战绩,而且败多胜少,尤其是第三次,被慕容垂大败于枋头,损失惨重,能有如此败仗,就根本看不出桓温作为名将的风采。

  这些观点,其实都是基于结果来讨论桓温的军事能力,但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桓温的北伐,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 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以第二次北伐为例,这是桓温的三次北伐中,取得成果最大的一次,不仅收复了洛阳,还将东晋的边境从汉水一带推进至黄河沿线。

  收复旧都,这本来应该算得上是北伐的重大胜利,不论往前和往后,这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们梦寐以求的成就:诸葛亮心心念念“还于旧都”,却始终没有进得了长安,遑论洛阳;再往后几百年,岳飞止步于开封城外几十里的朱仙镇,也徒留千古遗憾。但桓温的这次北伐呢?在收复洛阳以后,朝廷和桓温两方的反应都很奇怪。

  桓温自然是上书朝廷,说如今洛阳收复,朝廷应该迁都回洛阳——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朝廷却百般推辞。一则此时的洛阳虽然收复,但却处在前线,朝廷立身于此,大有危险;二则也更重要的,是朝廷不愿意搬到桓温的势力范围里去。请注意,这已经是桓温第二次上书朝廷了,而且此时距离收复洛阳,已经过去了六年时间。那么在这六年里,桓温有没有取得什么新战功呢?答案是也没有。

  桓温第二次北伐,出兵不久便攻占了洛阳,但至此,这次北伐在事实上也就已经结束了。当时,桓温派驻了地方官,然后便携带三千户百姓返回江陵,此后再未出征。也就是说,这次北伐在六年前进入洛阳后,旋即撤兵结束。而且在这六年间,桓温对于河洛一带,根本谈不上经营。他既没有驻军于此,也没有屯田垦殖,仅仅是任命了地方官。而洛阳得以存在于东晋的治下,主要也不是赖于军事实力的强大,而是因为北方战乱,前秦和前燕混战,暂时没有顾得上而已。

  如果桓温真的意在北伐,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移兵北上,经营洛阳,巩固战果,伺机出击,但这些举动,桓温统统都没有。他只是静静地在江陵待着,直到洛阳周围的城镇逐渐被前燕侵占,直到最终只留下洛阳一座孤城,直到这座孤城最终失陷。在此期间,对于北方收复的领土,桓温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军事上的部署或者支援。

  至此,再结合王猛与桓温的对话,便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出来了:桓温北伐,并不是真的想恢复河山,而只是在捞取政治资本。 第一次北伐,已经到达灞上,却不愿意过河,本身就存了撤退的心思,怕万一过河,遭遇不测——这也正是王猛跟桓温所说的。而也正是因为桓温的迟疑,才让前秦有喘息之机,最终集结兵力击败了桓温。桓温在损失上万人后,撤回江陵。

  第二次北伐,桓温充分吸取了经验,不再身犯险境,一旦有所收获便马上撤回,以确保胜利果实。而且,收复洛阳的功劳也足够大,大到不需要再有其他别的战功。当时,如果桓温真的一心想要北伐,那么以收复洛阳的底子,加上这些年来的用心经营,再加上正好遇到北方混乱,不难获得更大的战功。

  然后是第三次北伐,也就是被慕容垂击退的那一次。在这次北伐的过程中,桓温情敌冒进,本身就有很多失误。但在后撤以后,他却做了两件事:第一,将战败的过错推卸到豫州刺史袁真的身上,导致袁真带地投向前燕;第二,废除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桓温的北伐,从来都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以北伐为由来扩大权威,以达到弄权的目的,甚至于,取代晋室称帝。

  北伐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而既然立威才是目的,那么就容不得一丝一毫有损威望的事情发生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第一次北伐后,止步于灞上;第二次北伐,旋进旋退;第三次北伐,诿过于袁真的事情发生。桓温真正想的,从来都是不能遭遇大败,使威名受损。只是偏偏不想什么就来什么,第一次大败,第三次又是大败。

  此后,桓温开始转移注意力,目标不再向外,而是对内。第三次北伐失败后不久,桓温便借故废除了皇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在此之前,桓温已经获得了“位在诸侯王之上”的殊礼。桓温还想再进一步。这时候,门阀的力量终于成了他要面对的最大阻力。

  简文帝在位时间很短,不过八个月便病逝。临终前,桓温希望遗诏能传位于他,而简文帝也确有此意,但最后却被出身于太原王氏的王坦之所劝阻。王坦之跟简文帝说,天下是宣帝、元帝的天下,不是陛下你的天下,不是说你想传给谁就能传给谁的!简文帝因此作罢。到简文帝病逝时,桓温尚在姑熟。群臣害怕桓温威势,都不敢扶立太子即位。后来还是在王彪之的竭力推动之下,太子司马曜才得以继位。同时,王彪之又阻止了使桓温摄政的提议——这位王彪之,出自于琅琊王氏,是王导的堂侄。

  此后,桓温又想让朝廷为他“加九锡”,这是自汉魏以来权臣篡权的必然途径。但这次,他又被谢安所阻。桓温此时已经病重,谢安反复修改诏书,竟然最终拖死了桓温。距离皇权已经只有一步之遥的桓温,最终还是被他所出身的门阀阻挡在了篡位的大门外。士族可以支持他执政,甚至于遥控朝政,但当他想要更进一步做皇帝,打破东晋建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传统,士族却以行动表达了最坚决的反对。

  建康的门阀,并不愿意看到既有的平衡被破坏。这种平衡虽然十分微妙,但却是士族共荣共和、掌握权力的基础。只有有了这个相互之间维持底线、保持制衡、维持均势、不使一家独大的平衡,士族才能真的做到竞争有序,共掌权力。大家都在一个牌桌上赌钱,你桓温当赌徒、做庄家都可以。但如果你要掀桌子,那就只能被大家合力制止了。大家都在规则内博弈,游戏才能玩得下去。

  回顾桓温的一生,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他的运气出奇得好。虽然他羡慕王敦,但事实是他比王敦强,不管是在军事实力上,还是在个人机遇上。只是这种个人的成功,最终却给东晋稳定的政治模式带来了重大危机。随着桓温把这些好运气的人生节点一个个刷通关,他便已经脱离到整个体系的平衡之外,有了不遵守规则的能力。

  而整套系统也因他的出现产生了重大漏洞: 这个体系本身,已经没有了能够制衡他的能力。东晋的创立,本就是士族共和的产物。如今既然桓温的出现斩断了门阀之间相互制衡、相互依赖的根基,那么这个王朝便已经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这个现状,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过,也不是没有人补救过。淝水之战后,陈郡谢氏就获得了比桓温更为强大的威望和实力。相比于桓温,谢安更有“掀桌子”的能力,但谢安却十分谦退,于名望最高处主动退避,让出了权力。

  这其实可以看做是谢安对于这个不平衡系统的一种补救:不能让一门一姓就掌握足以颠覆王朝的实力,即便是自己的家门也不行。几十年前,谢安阻止桓温“加九锡”,是基于这种逻辑。几十年后,谢安主动退出朝廷,依然还是基于这种逻辑。但可惜的是,谢安个人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桓温既然已经撕开口子,有了先例,那么很容易就会让后面的人闻到腥味,心动模仿。毕竟,桓温最后的失败夹杂了不少偶然因素,自己如果真的能碰到天时地利人和,那么难保不成功。

  这个后来人,就是桓温的儿子,桓玄。三十年后,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帝,称国号为楚。虽然仅仅过了一年,出身于北府军的刘裕就击败桓玄,恢复晋室,但这已经是回光返照,东晋的政治传统不可能再回复如前。平民出生的刘裕,此后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篡夺权力,终于在58岁的时候,逼迫晋恭帝禅位于他。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人再敢反对刘裕,因为在他称帝的路上,已经到处都洒满了士族子弟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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