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与私德的关系并不大，我们在称赞一位皇帝是明君时，更多的是表扬他作为皇帝的贡献和功绩，而并非他作为儿子、弟弟是否做到了严格遵守礼节。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皇帝心地善良，但治国无方，那么哪怕他尊敬长辈、亲善兄弟，在礼数方面做到完美，也最多被叫作“仁君”，而不能说是“明君”。

唐太宗在位期间，政治上做到了任人唯贤、从善如流，他提倡科举，让大量的优秀人才得以跻身政坛，施展自己的才华；而在经济上，他鼓励农业生产，用均田制推动了土地的开垦，此外，他还以身作则，提倡戒奢从简。军事上，他任用李靖等杰出将领，在对突厥和高句丽的战争中取得了优异的胜果，并且是恩威并施，将武力征讨和怀柔政策相结合，被草原各部尊为“天可汗”就是这一方法成功的重要体现。

从文明史观的角度出发，李世民在位期间的统治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按照这一标准，那么即使是玄武门之变，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的是促进作用。我们称呼唐太宗为明君，是因为其统治英明，在位期间政治清明，与此相比，他个人行为不符合当时或现在的价值观，并不会影响太多。

其次，小编认为玄武门之变并不能成为批评李世民的依据。李世民发动兵变的根本原因，于李渊在乱世采用盛世的继承制度。乱世当中，强者为王，有功者得赏；在太平盛世，血缘为王，嫡长子继承。隋朝末年，李世民劝说李渊于太原起兵，并在此后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按照功劳来说，他担任太子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李渊当上皇帝后，却非要立统一过程中没立下什么大功的长子李建成为太子，这对李世民而言显然是不公。

另，当时的情况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也并非善类，在玄武门之变的三年前，李建成等人就已经在暗中招募和培养死士，并且在宫中讨好嫔妃，引导宫中上下反对李世民。甚至，李元吉还曾派心腹藏在卧室中，打算直接对李世民下手，还是李建成害怕刺杀失败才制止。从这一点看，如李世民不趁早做出反击，恐怕是迟早难逃被杀的命运。

与其说玄武门之变是他夺权，不如说是一种出于自卫目的的反击。当然，上文的说法出自《旧唐书》，我们不能完全认可其真实性，不过当时李建成虽为太子，但论功绩、威望、能力都不如李世民，会做出暗杀和引导李渊疏远李世民的行为是非常说得通的。

至于逼父，上文提到，唐朝得以建立的首功在李世民，而李渊自己能当皇帝已经是李世民恪守孝道的表现。在选定继承人时，李渊立李建成为太子的举动是错误的，后来李建成拉拢宫中妃嫔，李渊受其劝说疏远李世民也是错误的。对于要害自己的兄弟，李世民选择了以直报怨，对于屡屡做出错误决定的父亲，他却保持了尊敬，尽了自己作为儿子的义务。

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八年（634）时李渊曾以太上皇的身份与西突厥使者、李世民夫妇及群臣欢宴。在宴席上，李世民对父亲自称为“臣”，还表示“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

作为儿子的他在人前人后给足了父亲关爱和尊敬，连著名的大明宫最初都是他为了给父亲避暑而建。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在文治武功方面立下的功劳，也足够让他被称为明君，受到后人的敬仰和称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