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书中，对这场发生于公元七世纪的海战记载不多，但这场海战对东洋格局及日本国家战略的影响，不亚于二十世纪的太平洋战争。　

古代东洋跟现代东亚的格局差不多，拥有“大三国”，中朝日。而大三国中，又有“小三国”。中日两国第一次战争，就缘起朝鲜“三国演义”。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虽然这三国都与大唐建立了册封关系，但是远近亲疏不同。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而新罗则向中国示好，意在投靠大唐一统朝鲜半岛。

东洋“大三国”的座次怎么排？七世纪中叶的这场较量给出明确答案。

公元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授大将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联军大败百济，俘获国王义慈。百济遗臣拥戴王子扶余丰为王，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

此时日本，刚刚进行了大化改新，羽翼稍丰，自我感觉不错，欲一现锋芒。于是应邀参战。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轨、杜爽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江口。白江口，又称白村江。就是现在韩国锦江入海口，地处中国和日本中间地段。既是东洋战略要地，又颇具“执东洋牛耳”象征意义。

直面白江口，“初生牛犊”日本势在必得。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在这里与“虎师”唐朝水军不期而遇。

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大唐水军7000余人，170艘战船；日军水兵万余，1000多艘战船。日军在人、船数量上多于唐军，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武器装备优于日军。如此各具优势的两支水军交战，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

对于这次战斗，中日朝的史书都有记录。朝鲜史书《三国史记》对这场关键战役进行了细致描述：“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

这场战役的唐军主将刘仁轨是高宗时期的一位老臣，年届六十。虽然是文官出身、临危受命、初披海军统帅战袍，但对日作战他底气十足。

战役一共分两个回合。第一回合中，刘仁轨采用以逸待劳的战略战术，以旺盛的士气，率战船阵列于白江，不怒自威，轻而易举地使日军“不利而退”。

第二回合是决战。战前日军诸将与百济后主扶余丰商讨对策。意图依仗兵力优势，冲杀速胜。不料，战斗打响后，唐军不仅没有被日军“人海战术”和“船海战术”冲垮，反而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将其瓦解。刘仁轨指挥唐军，利用战船高大坚固的优势，将日军的船只左右夹住，使其不得回旋，再施以火攻战术，焚日军之战船400多艘，一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整个战役中，无论战略战术日军全处下风。他们先是盲目冒进，8月27日刚至白江，就与严阵以待的唐军交战，被迫“不利而退”。次日仅凭一股蛮勇，毫无秩序地向早已列成“坚阵”的唐军冲击，结果在“须臾之际”惨遭失败。最后决战中，日军大将朴市田来津战死，百济后主扶余丰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中国史书《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了这场战役最后战况：“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日本史书也对这场战役结果进行了细述，《日本书记》卷二十七《天命开别天皇》）在记述这场战役的最后战况写道：“州柔降矣，事无奈何。百济之名绝于今日，丘墓之所，岂可复往？”

白江战败后，日本天皇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一鼓作气、趁势进攻日本本土，于是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卫国”防线。然而，唐朝军队见好就收，止步朝鲜，并没有得陇望蜀，日本本土幸免被染。

这场战役主要是决定了朝鲜政治走势和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唐朝又助新罗联军攻高句丽，公元705年，朝鲜半岛终于按照唐朝意愿统于“亲唐”新罗政权之手。

白江口战役虽然未对日本本土产生威胁，但在国家战略上，对日本的影响却不比朝鲜小。这是日本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较量，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日本当政者清醒，有了自知之明，国家战略也发生了重大转折——由对外进攻转向内敛发展。日本现代学者森公章曾就此发表《“白村江”之后》一文，评价道：“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白江口战役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战后，日本不仅没有中断与中国的外交交流，反而加密了关系，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人数船只往往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最为兴盛，彪炳史册。如果说战前日本遣唐使到中国还有几分自大傲慢情绪，战后再来中国却是毕恭毕敬、倾力学习唐朝文化，甘心做“藩属国”。

小结这场规模不大的海战，战况一般，战果却是划时代。“大化改新”刚刚完成初级阶段的日本，踌躇满志地要征服朝鲜，结果发现自己过不了中国这道关，与中国军队交手，方知“大化”只是化了点盛唐的皮毛而已，日本“汉化”得还不够。从这个角度解读，白江口之战也可谓强劲“大化”的历史战役，自此日本潜心汉化，千年不再造次。

白江口“合战”后，朝鲜纳入中国势力范围。公元665年，日本遣使参加大唐泰山封禅；公元669年，日本派河内鲸为“平高丽庆贺使”前往唐都长安，祝贺唐军在朝鲜半岛的彻底胜利。战败国向战胜国发贺电，主要内容就是祝贺对方战胜自己，也堪千古奇事。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盛唐在拥有东方无可撼动的强大实力，另一方说明在比自己先进、强大的文明面前，日本采取现实主义。一边奉中国为东洋之主，一边潜心取唐之长，补己之短。

当然，其时中日两国古人无法料到，一千余年后这“白江口”战役一幕，会在东洋历史中两次上演（甲午海战和太平洋战争），中国和日本前倨后恭，先后失去了东洋主导权。人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古代东洋变迁实可谓“千年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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