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巧掌中探——缠足历史概览》一书详细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项独特习俗——缠足。缠足曾经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妇女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残忍的美。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缠足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成为了一个不被接受的残忍习俗。这种历史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别观念和审美标准，也让人反思人类对于美的定义和价值。

在他看来，缠足不仅是脚的尺寸大小这一个标准，还要符合特定的形状——“齐东昏侯为潘贵妃凿金为莲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尺寸小固然是缠足的特征，但是更具关键性的，则是脚的弓形。

张邦基在这里强调的弓形，很显然是只有通过弯、折等对脚部骨骼的伤害后，才能达到的效果，已经不是简单地束缚可以做到的。

后世将缠足考证推向高峰的，首推明代的杨慎。杨慎不认同缠足源于五代时期李后主后宫的说法，向前推到更早的六朝时期。【杨慎《弓足》】

这里顺便提及一点，杨慎在翻阅《周礼》时，尤其对《天官冢宰第一》中记载的司掌周王与王后服履的“履人”一职尤其关注，并为此感叹道：“噫，王后之履，而使人造之，不亦亵乎？”[杨慎《丹铅摘录》]

杨慎表达的思想很清楚——妇女应该自己制作鞋子，不然就会产生（对女性自身的）“亵渎”。理学对“道理”的扭曲，已然展现。

明万历初，喜欢藏书的胡应麟也对缠足做过考证：“足者，当今自面目外，便为第一义…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艳羡…今世缠足已久，不尔则众揶揄之。当六代前不以为人妖乎？…如书籍之雕板，妇人之缠足，皆唐末五代始之，盛于宋，极于元，而又极盛于今。二事颠末绝相类。缠足本闺帏琐屑，故学者多忽之。”【胡应麟《丹铅新录》】

胡应麟的文字清晰无误地表达了两个观点——

首先是对女性而言，“足”是“自面目外”的“第一义”。除了脸面，“（缠）足”是最体现女性脸面的标志。其次，“极盛于今”，已经非常流行了。

万历朝的田艺蘅在评论那个时代的妇女的缠足时写道:“今之脚小者，香奁亵咏必曰笋芽、曰半叉。俚语则曰三寸三分。诚雅致也。”[田艺蘅《留青日札》]

明末叶梦珠也如此记载道：“崇祯之末，闾里小儿，亦缠纤趾。于是内家之履，半从高底。窄小者，可以示美；丰趺者，可以掩拙。本朝因之。”[叶梦珠，《阅世编》卷八]

这里的“趺”，即“足背”之意，“丰趺”就是对“弓形”的表述和解释。若非采取了对脚趾的弯折并严格束缚，则无法形成所谓的“弓形”。

虽然有缠足带来的痛苦和不便，但仍然“今五尺童子咸知艳羡”，自然是因为世风的影响。因为在绝对的男权社会里，若因这“自面目外”的“第一义”而能得到好归宿，对女性及其家族也会带来可观的收益。因此，缠足就被附带上了社会地位的新价值，与身份也有了直接联系。

“今浙东有丐户者，俗名大贫。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或云本名惰民，讹为此称。其人在里巷间任猥下杂役，主办吉凶及牙侩之属。其妻入大家为栉工及婚姻事执保媪诸职，如吴中所谓伴婆者。或迫而挑之，不敢拒，亦不敢较也。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

《万历野获编》的这段记载，明确表现了缠足与身份地位的关联。地位太低如浙东丐户，是没有缠足的资格的。

在明代书籍中，不仅《金瓶梅词话》有对“三寸金莲”的直接描述，很多民间实用或杂项类书籍，对缠足也有众多记载和体现。明代万历年的一本家庭日用类书，在“婚娶门”项下记录了一首“拦门诗”：

新人一出轿门初，忽睹娇姿世上无。

脚小鞋弓行不稳，安排玉女两边扶。【徐三友，《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

缠足的历史发展与身份体现，也在明代考古发掘中得到印证。

明孝靖皇后，即恭妃王氏，本是太后殿的宫女。因万历一时兴起而被临幸，但直至万历十年才被封为皇贵妃。两个月后，为万历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朱常洛，就是后来只当了一个月皇帝的明光宗。

恭妃王氏死于万历三十九年。明光宗继位之后，才得以追封皇后，并移葬至规模宏大的定陵，置身于万历及其正宫孝端皇后之旁。

考古发掘在墓室里发现，明孝靖皇后陪葬有一双醒目的高跟女鞋，鞋身以浅红色花缎制成，尺寸很小，全长仅12公分。

根据定陵文物出土后的官方调查报告，这双鞋的所在位置是在孝靖棺椁南缘的箱子之内。孝靖与孝端两位皇后的遗体脚上穿着平底凤头鞋。前者鞋长10. 8公分（编号J131），后者鞋长13. 5公分（编号D114）。（中国社会科学院、定陵博物馆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卷一。）

明清更替后，清朝的新政使农民终于摆脱了一直以来与土地严格绑定的束缚，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人口有极大增长，是由于社会稳定、基本的温饱得以保证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合力所致。

在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以实现的前提下，社交需求必然开始彰显。缠足由元明时期以士大夫和地主大户为主，逐渐蔓延至底层的编户小民。但这种情形并不能一概而论。

赵翼在《弓足》一文里写道:“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皆不裹…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

赵翼的这段记述，也正符合社会学所观察到的普遍规律——风尚，总是由社会上层引领，并存在由城市向周边乡镇拓展的趋势。相对闭塞的农村，往往是传统习俗保留最完整和最顽固的“世外桃源”。

早有士子意识到了缠足的危害，但大声疾呼并将其上升到国民体质高度的第一人，是乾隆时期的钱泳：“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间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后复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宫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万事隳矣…”

清朝当局对缠足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崇德三年（1638），皇太极下令禁止妇女穿明人衣服及“束发裹足”【《清太宗实录》卷42，七月丁丑条】；顺治二年（1645年），再次下令，明确禁止女子缠足行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规定“有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康熙三年（1664），再申前令，曰：“若康熙元年以后所生女子违法缠足，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之家，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不行稽察，枷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

当政者的“再申前令”，终究还是没能阻挡住社会早已经形成的巨大的惯性。皇帝的上谕，也只好无疾而终。以至于到了清末，维新人物康有为再次发出《戒缠足会檄》，仍被绝大多数士子和百姓视为异类和佞人。

民国初，政府再次对缠足发起攻势，采取的策略，是希望通过上层士绅的社会示范效应，来引领普通民众趋向正确的女性审美观。而这一策略与清代钱泳的思路，几乎完全一样。即对“贵臣望族与诗礼大家”需法度严明，同时豁免“目不识丁之小户”。

因此学者评价道——“钱泳对于驱使缠足风俗扩散的原动力之一，亦即，一种社会下层对上层风习的模仿效应，也有相当理解。只要能够改变权力精英的观念理想，就可以对缠足实践的改革大计，产生杠杆作用。”

缠足习俗最后的保留地，并非常人想象的传统“文昌”之地，反倒是在西南边疆一隅——云南省通海县六一村。

六一村起源于明朝初期，是跟随沐英平定云南的军队，由南京被派遣至云南的军人及他们的家属，屯驻于现今的通海县六一村，并在此落户定居而形成。在杞麓湖南岸的六个村落，也都是随军家属定居而形成。根据当地的传说，该地的缠足由来和高度的文明性，都源自这一批军人的移民屯垦。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个明军后裔占绝大多数人口的村落里，仍有五六百名妇女缠足。

20世纪90年代，六一村的老年人体育协会门前，仍书写着醒目的宣传标语——“金莲绝唱；闻鸡起舞”。在改开之初，旅游杂志和电视节目甚至以“缠足村”之名宣传六一村，将该村塑造成缠足习俗在中国的最后堡垒——“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

最后，附宋代大家笔下的缠足诗词两首，并无题打油诗一首，以此收笔吧。

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蓦地管弦催。一团红雪飞。占位曲终娇欲诉。定忆梨园谱。指日按新声。主人朝玉京。——宋·辛弃疾《菩萨蛮》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占位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宋·苏轼《菩萨蛮·咏足》

山外青山楼外楼，朱家歌舞几时休。裹布熏得粉丝醉，莫将廷杖作炮仗。——《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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