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北宋时期的一个著名官员，他的“遗产”无疑是极其强大的。据传，包拯后代世代相传，持续吃下这份“遗产”已有整整1000年之久。如今，包拯的第29代孙已经成为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其财富甚至超过了李嘉诚，这无疑是对包拯智慧和品德的最好诠释。这一传承的力量不仅表现在财富上，更凝结了包拯家族代代相传的正直与公正精神，成为了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北宋名臣包拯刚直不阿、处事干练，仕途一直还是算顺利，做到了朝廷高官，但他从来为民发声，主持正义，不媚权贵，不贪金银，他秉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入人心。

民间称其“包公”，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奎星转世，传说包拯面相为黑色，民间称为“包青天”。

包拯的“遗产”相当强大，以至于后代吃了1000年，他的第29代孙比香港李嘉诚还要富。那么作为一个清官，包拯的遗产到底是什么呢？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字希仁，庐州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的包拯，在28岁的时候登进士第，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仕途。但仕途的开始并不顺畅，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对包拯的家庭来说，也是如此。他当时已经28岁了，父母已步入老年，为了方便照顾父母，包拯请求在合肥附近任职。

这个请求得到了同意，但是也需去和县赴任，此时包拯的父母更希望他能一直守在家里，于是包拯两相权衡，选择了辞去官职，留在家中侍奉双亲。及至几年之后，双亲陆续过世，包拯又搭草棚为父母守墓，一直到守丧期满，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1037年，包拯终于离开家乡，赴京任职天长知县，此时距离他上次辞去官职已经十年了。暌违十年，人已步入中年，37岁的年纪并没有令他消磨志气，他依然如少年般有血气，有斗志。在复杂的官场，用最直接的方式演绎出了自己的风格。

1041年，包拯任职端州也就是今天的广东肇庆这个地方的知府。端州这个地方，出产砚台。众所周知，北宋文化兴盛，文人雅士巨多，所以砚台这种文具在当时非常受雅士们的喜爱，这种喜爱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一方小小的砚台成为了皇家贡品。

砚台成为贡品本来是能促进地方产业兴旺的，但是坏就坏在之前的知府，他每年大量扣押砚台，将霸占的砚台送给权贵，讨好巴结以利仕途，以饱私欲。数量甚至超过纳贡的数量，可见贪污腐败多猖狂。

到了包拯这一任，他就不允许生产超出仅供的数量，严格管制砚台的去向，自己到离任都一个砚台也没贪污过，端州砚台得以气象肃清，百姓在他任上不被压榨，当时他才入仕途四年而已，就有这胆色敢于悖逆官场惯例。

包拯不仅清廉，政见上也很有想法，清醒独到，敢于推翻旧例，推行新的经济政策。这里就要说到解州盐法一事了。宋代在建国之初针对盐采用的还是“榷禁”制度，即由官府经营生产和销售，官卖官卖，不允许通商，不允许私人贩卖盐获取丰厚的利润。

解州也就今天的山西运城，有盐池，盛产盐，作为百姓日常所需，盐的需求是巨大的。盐的搬运由当地百姓自行承担，不给丝毫报酬，并且如果一旦发生损失，也要由百姓赔钱，甚至入狱，祸及家人。这种不公道的规定给当地百姓造成了疾苦。

1049年包拯当时任职陕西转运使，也负责山西运城这块的事务，于是他亲临解州，了解盐法，了解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情况，对百姓的苦楚和盐对国家的贡献有了综合的分析。当时有一个叫范翔的汝州知州提出解盐的改革方案，最终目的就是解百姓之困，拓宽销售渠道，利国利民。

但是范翔的盐改并没有得到重视，包拯得知，上了三道奏折，逼着宋仁宗重视起来，这就是《言陕西盐法》。在他的大力举荐之下，盐法得以改革，北宋因为这场改革，GDP都大幅增长了。改革之后财政收入多了两百多万贯，增加了几十万贯。

后来几年他又坚持让范翔主持通商新法，他说：“如果轻信偏听他人非议而中止改革，不追究本末，只图眼前利益，那么国之大计难以维系，难以善后了。”正是因为包拯的坚持和督促，才使得宋仁宗重视新法，明确宣谕，解州盐法仍由范翔推行。

包拯面对皇亲国戚也并不怂，可以说天子犯法与百姓同罪是他对法理的坚持。宋仁宗有一个特别钟情的后宫张贵妃，张贵妃先后生下三位公主，她又善于舞蹈，宋仁宗对她十分情迷，给她的吃穿用度都超过了当时的曹皇后。这份专宠在她死后也达到了极致，死后被追封为温成皇后。

张贵妃出身于清河张氏，她的祖父张尧佐借助侄女受宠得到了许多曲意恩赐，被任命为淮康军（治今河南汝南）节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灵宫使。他一个人享有这么多官职和俸禄，而这些官职来得并不符合他的个人贡献和价值。

包拯在1050年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鉴于当时官场沾亲带故拔地而起的权贵，他认为任职十分不公。朝廷中也对这类现象有很多议论。但因为张贵妃得宠，大家不敢吱声。只有包拯挺身而出。

他几次上奏宋仁宗，请宋仁宗按规则提拔，免去一些不必要的曲意恩赐。尤其他在宋仁宗已经宣谕给张尧佐升官的当下，一再坚决要求宋仁宗撤回旨意，最后宋仁宗只能接受包拯的请求，张尧佐自行辞去两样官职。

包拯后来升官到了开封，他做上了开封知府，1958年又升职为御史中丞。这么高的品阶也并没有让他怜惜顾虑，他更是一心为朝廷为社稷。包拯当时膝下无子，他对宋仁宗觐见道：希望陛下早日立太子，不要让天下人为朝廷担忧。

宋仁宗就试探地问他，那你想我立谁为太子呢？包拯在官场多年，虽然面对皇帝也不怂，但他还是有政治敏感的。他先说：臣下无能，还没有考虑。又解释了自己请奏的原因，是因为为宗庙万世之大计着想的。他最后排除自己的嫌疑和委屈：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作为六十岁还没有儿子的孤寡老人，其实完全没有给后代邀宠的必要。

这番话回得滴水不漏，但也诚意满满，毫无私心，忠心可表，苍天可鉴。宋仁宗听了十分高兴，表示当然可以考虑，还需要慢慢商议,因为彼时的宋仁宗确实有立太子的难处。

包拯任职开封府知府的时候，调研当地每每发生洪涝，都是惠民河一段淤堵。

作为父母官，包拯要疏浚惠民河，他带领工匠查淤堵原因，竟然是沿河世家贵族跨河建了私家小桥，加设了景观，导致河流不畅。

他当即下令拆掉违法私人建筑，什么亭台水榭、花园假山，全部被毁掉了。世家贵族哪可能罢休，找到包拯，耍无赖，甚至施以威胁。

他们说这是自己家的地，包拯就要求查看他们的地契，测量土地面积和实际不符，就上书朝廷，要求重罚这些占据朝廷土地的世家贵族，对他们侵扰百姓生活，不顾及王法的行为严查到底。

包拯不仅执法甚严，也坚决不徇私。

有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中国的旧俗就是沾亲带故，一人做官，鸡犬升天。包拯的亲族也是不能脱俗的。仗着包拯是朝廷命官，他们在乡里做了一些仗势欺人、扰乱官府的坏事，包拯得知早想狠狠杜绝，恰好有一日他的舅舅犯法了。

要知道包拯当初辞官就为了给父母尽孝，母亲娘家的亲戚犯法，包拯虽然心痛，也坚持要秉公判案，在公堂之上，当着一众乡亲，将自己亲舅舅仗责一番。从此之后，他的亲戚不敢胡作非为，因为他们知道，包拯不仅不会包庇亲族，还会从严处罚。

不仅断案严格，敢于弹劾违法乱纪的官员，包拯也是个有温度的人。对于有才干有政绩者，包拯则能秉公力荐。

如范仲淹曾经提拔过杨纮、王鼎、王绰三人，因任内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吏而有“江东三虎”之称。这三人和引荐包拯的恩人其实属于不同的派系，在这三人被贬官的时候，包拯极力主张复用三人，终于使杨纮、王鼎、王绰先后又被起用，并且官职和以往无甚差异。

包拯的别号很多，因为面黑被称作“包青天”，又因为屡屡弹劾贪官被称作“包弹”。当时士大夫相传道：“富公真宰相，欧阳永叔真翰林学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所以他又有“四真”的美名。

嘉祐七年（1062年），包拯逝世，才六十四岁。

因为宋仁宗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世称其为“包孝肃”。包拯六十岁才生了一个儿子，他过世的时候儿子才四岁。但这个儿子开始了包拯一脉世世代代的子孙，他的第29代孙就是华人世界船王包玉刚。

包拯是个清廉刚正，不徇私枉法、不事权贵的名官，他留下的家风端正严肃、清廉向善，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在这种家风熏染之下，代际继承，就出了船王包玉刚这样正直的慈善家。他始终牢记家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0年，国家正在最需要发展经济的时候，包玉刚来到北京和政府谈在国内造船厂签订造船合同的事，当时他还提出要在北京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饭店和办公楼，出于孝道，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饭店的名字以他的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

随后他又提出给上海交通大学建设图书馆，无偿捐赠，同样也是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

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包玉刚，也很重视国家的教育，他还斥资建设了宁波大学，邓小平非常重视包玉刚的贡献，不仅为他建设的饭店题字，还为宁波大学题字。在他们见面十年之后，包玉刚溘然长逝，邓小平还发了唁电深情怀念这位回报祖国建设的商界英才。

这就是带着包拯家风在世间坦荡行走的子孙风范，为国家建功立业，不吝付出，一心爱国。他们始终记得，祖先包拯临终前留下的家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这短短的五十一个字，深深的牢记在后世子孙心中，不管他们在哪行哪业、在世界各地，都谨遵祖训，他们即为祖先效力国家、刚正不阿所感，又以身为包拯后代为荣，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带着这份继承下去的精神，将之发扬光大。

金钱钞票，是物质传承，国外也有老钱家族，家财或可传承几代人，但是包拯这样的精神和道德是可以超越钱财，继承千年的。

皇帝亲封“孝肃”二字，是包拯留给子孙后代最大的一笔精神财富。所以他的29代孙比李嘉诚还富，正是因为他秉承遗训，为国家效力，国家也反馈他光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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