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最近重申三星堆为夏朝文化遗迹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古老文明的两个重要课题。首先，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三星堆的发掘情况，以重新解读这个遗址的历史意义。其次，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三星堆的文化特征，以探究其在夏朝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对这些课题的重新研究，我们将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夏朝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进一步揭示中国古代历史的宏伟图景。

有趣的很，三星堆遗迹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现的。笔者在关注之前虽然也看过一些报道，但真正引起注意的，是南派三叔的小说《盗墓笔记》，这一点恐怕有不少读者与我有同感。

吴邪、张起灵、吴三省等人的探险经历，仿佛将读者带到了一个未知的历史场景。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青铜立人像等青铜器具的展现令人心驰神往、浮想联翩。

关于三星堆目前有太多的谜需要揭示，其中最大的谜在于它是什么时期的历史遗迹？这一点今天可以明明确确地告诉大家，它属于夏朝。

如果问我为什么这么肯定，有什么确凿的依据，那我只能遗憾的说：没有。为什么？因为确切的历史记载已经在两千多年前消失了。

那么这些历史记载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件导致失去踪迹的，以及确认这一点后将给中国文明史的原有认知带来怎样的变化和影响，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在中国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重要事件。这个事件知道的人不少，这就是发生在东周敬王四年、暨公元前516年的王子朝奔楚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大家可以通过百度百科和其他有关文献进行了解，这里就一笔带过了。

这里着重要强调的，是王子朝奔楚的后果，它给中国文明史带来了极大影响，直接导致中国的太古、远古和一部分上古时期的历史记忆彻底的消失或大部消失了。这个损失毋庸置疑，是非常大的、极大的。

因为周朝王室全部的馆藏（国家图书馆）图书典籍都随着王子朝的死去不知所踪，它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研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困难和难以挽回的后果。这里仅举一例就足以表明这个事件给中国文明史研究造成的重大影响。

在安阳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方国家是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商王朝的，直到甲骨文被发现后才不得不承认。所以，如果周王朝的馆藏书籍不失踪能够流传下来，那还会被西方人这么肆无忌惮的质疑中国信史吗？肯定是不会的。

王子姬朝携周朝馆藏图书典籍奔赴楚国

同理，现在关于夏朝是否存在问题在国内外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至今都不承认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真实存在过的。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相信中国存在夏朝的，可就是不承认，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抹杀中国历史和文明的悠久灿烂；而国内呢，也是议论、争论不休，具体原因并不复杂，就是中国的文化汉奸在有意配合国外的反华势力在打压中国的再度崛起。

所以，周王室的典籍如果不失踪，那夏朝是否存在就根本不是个问题，史学界也不会在枝节末梢上纠缠不休。

国外那些反华势力和国内的文化汉奸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所谓的“死无对证”造成的。因为在这绝大部分失踪的典籍里，就有关于夏朝完整而详细的国家档案记录。这一点可以从现存的《清华简》、《竹书纪年》等其他保存下来的古文献资料里得到一小部分印证。

如果确认了三星堆遗迹属于夏朝，那影响将会是极大的。它不仅可以明明白白地反击、嘲讽国内外那些不承认夏朝是中国信使的论调，更会使当代和后世的中国史学研究者及发烧友们对已经认知的一些原有观点发生根本性转变，其意义之重大不可估量。

现在笔者就列出为什么敢于确认三星堆是夏朝文化遗迹的依据：

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其外在形貌与中原地区和江淮流域的文化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具体原因将与本文后面将论证的另一个重大课题紧密相关联，这里只作一个简单阐述：就是因为两个字：断代。

由于王子朝奔楚事件造成中国上古史的记忆被近乎彻底抹去，造成夏朝的一切至今都是难解之谜。二里头遗址虽被认为是夏朝遗迹，但由于证据太少，不敢轻易下结论。而三星堆的横空出世，可以将这段丢失的记忆空白弥补上了。

无论是碳十四的断代结果，还是晦涩难懂的古文献记载，都隐约保存了相关记忆，由于篇幅有限就不详述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加关注共同探讨。

二、有学者认为夏朝就是古埃及。这个论点乍听起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不着边际，但细一思量却并非是梦游之语。

要知道笔者已经可以根据国内外学者二、三百年的研究成果下论断：“埃及文明起源于中华文明”。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篇文章《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在江淮大平原》里具体阐述，这里就先不说了。

笔者之所以把这一点作为论证夏朝是否真实存在的切实依据是有充分底气的。要知道中华文明悠久灿烂，但由于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很多文明成果已经在中国本土消失了，而国外却有相当的遗存，这一点已经不需举例，因为发现的证据已经足够多了。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特征与古埃及的文物特征一看就能感觉出二者有内在关联，所以夏朝肯定、也必须是真实存在的，否则哪有什么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存在？关于这一点的论证就请看笔者的文章《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在江淮大平原》于稍后发表吧。

下面这张图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感受？这个埃及出土的古文物人物形象是不是比三星堆出土的人物面具形象更像中国人呢？

其实何止是像，本来就是中国上古部落的一位或多位先王，在巡视海外九州时，封土建国的真实历史写照而已。

埃及出土的古埃及人物形象黄金面具

三、就是已故著名传统文化大师曾仕强先生在生前的一次讲演中，明确说出了三星堆是夏朝文化遗迹，笔者对这一点是坚信不疑的。

为什么呢？因为笔者认为曾老是与诸葛亮、张子房、刘伯温一样属于学兼经纬的大才子。关于这一点请参阅笔者的《中国古代纬学昌盛名家辈出，对中华文明之开创发展建下不世之功》一文，文中详细阐述了经学是怎么回事？纬学是怎么回事？学兼经纬又是怎么回事？

您如果读完了这篇文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认为曾先生是这样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他生前做出的预言一个一个地在成为现实，那还有什么理由不承认他是真正的传统文化大师呢？

综合以上三点依据，笔者认为确定夏朝是真实存在过的这一观点是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文物就是活生生的佐证。

但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夏朝在中原和江淮地区都有存在和活动的记载，但在这些地区并没有发现与三星堆出土文物样貌相同或相似的文物的大规模出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就带出了本文标题中需要重新审视的另两个重大课题的其中之一，即 “四川地区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还未得到清晰的正确认知 ” 。

在百度百科中，关于四川地区在太古、远古和上古时期的人类文明介绍非常简单，没有准确的断代，只是模糊地说四川在距今25000年前开始出现人类文明，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了以宝墩文化、三星堆遗址、罗家坝遗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古蜀文明。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良渚文明并称为中国上古三大文明。

夏时为百濮地，《华阳国志》载：“越嶲郡会无（今四川会理县）为濮人居地，有濮人冢。”大约在夏商时期，蜀人部落从今茂县一带沿岷江而下迁徙至成都平原。在商周时期，四川地区建立了由古蜀族为中心的蜀国；因此，四川地区古称“蜀”。

四川地区的明确年代记载是从西周初期才开始的，这与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的情况基本相似，距今不过三千多年历史。

而四川地区25000年前就出现了人类文明痕迹。以四大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国文明至今还是模糊不清的寥寥介绍，根本说不清这些遗迹的来龙去脉和属于哪个时代？以至于近现代中国人一直以为四川地区的古人类文明是长期落后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和江淮地区的长江文明的人类古文明。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完全可以用王子朝奔楚事件来解释：

由于周朝国家馆藏典籍的失踪，造成四川地区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的多个历史文明遗迹的年代断代和存在时长出现了无法确定的窘境，因此只能大而概之地一笔带过了。

那么现在三星堆在被确定为夏朝遗迹后，对于四川地区的古文明具有极大意义，四川地区的太古史、远古史和上古史就可以串出一个基本可靠的年代断代了。

不光如此，近现代人固有的四川地区上古人类文明程度远逊于中原文明和江淮地区长江文明的认知将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四川地区的古人类文明是整个中华文明多点起源并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绝不是所谓的化外之地和贫瘠之地。很多现在已经在中原和江淮地区失去的文明记忆将会在四川地区找到线索，甚至是可靠的依据。

笔者以为，四川地区的文明具有独立起源后与江淮长江文明和黄河中原文明进行融合的特征，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人物面部特征与中原的人物面部特征存在明显差异的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论证笔者的观点，就是宗教原因。古蜀人的相貌可能与中原人没多大区别，但该地区的原始宗教与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有较大差异，所以才使三星堆出土的这些带有明显宗教形态的人物面具相貌与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的宗教面具相貌具有明显的不同······

金沙遗址

关于四川地区人类古文明的论证暂且告一段落，以后还会有专文进行论述 。下面进行在三星堆被确认为夏朝文化遗迹后，需要重新审视的第二个重大课题，即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在哪里？

现在国内史学界已经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古文献记载，确认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不是单点起源而是多点而发这个结论。

那么最早的发祥地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国内已经有不少的相关研究和成果，笔者自己的研究答案在文中已经给大家披露了，这就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在江淮大平原》。

关于这个课题笔者随后将专门撰文予以阐述，内容不仅要论述中华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是在江淮平原，更要披露一些世界其他文明皆起源于华夏文明的依据和线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关注以待此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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