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了解三国时期魏蜀吴的经济政策如何吗?趣历史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三国纷纷民不安，东吴西蜀汉中原，那曹操占了中原地，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东吴坐下孙权主，六郡八十一州他占了江东的半边天。

　　这是“太平歌词”有名的唱段，东吴有没有六郡八十一州、是州大还是郡大，且不去管它，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换个角度看三国：三国有刀光剑影，也有经济暗战，曹操刘备孙权的经济政策，是薅了谁的羊毛?

　　后汉乱世，枭雄们或者挖坟掘墓养兵自重，或者搜刮民脂民膏弄得百姓“人相食”，只给手下吃桑葚河蚌的袁绍袁术兄弟死掉了，筑成屯粮的董卓公孙瓒也死掉了，踩着枭雄肩膀站起来的曹操刘备孙权，之所以能成为把袁绍刘表刘璋等人都拍在沙滩上的后浪，也是有一定经济头脑的——任何朝代，打仗打的都是资源，你有多少粮，就有多少兵。

　　屯田收税超过百分之五十，曹操的盘剥是否很严重?

　　在正史中，曹操的“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是因为这两个军衔很可能是陈琳发明的，《为袁绍檄豫州文》为了政治军事需要而丑化曹操，是当不得真的。

　　研究史实有一个“孤证不立”的原则，陈琳一家之言可以不予采信，正史中诸曹夏侯五子良将乃至许褚典韦，都没当过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倒是记载了另外两位经济高手，是他们制定了在当时切实可行的足兵足食政策，让曹操当上了三国三巨头的老大，也让汉献帝刘协不再挨饿。

　　汉献帝兴平元年，也就是公元194年，大汉帝国的经济已经崩溃：“是岁谷一斛五十馀万钱，人相食。”

　　大河无水小河干，地主曹操家也没有余粮了，士兵们吃不饱肚子就打不了仗，曹操只好裁减员工：“乃罢吏兵新募者。”

　　一没粮就裁员，这种事情可一不可再，所以曹操急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三十万黄巾降兵，要是都遣散了，没准又闹出张角羊角牛角来了!

　　曹操是不是那时候就急出了头风病不得而知，他把脑袋当做栏杆拍遍之后还是一筹莫展，这时候就有两个经济学家站了出来向他献上了安邦定国大计。

　　这两个经济学家，一个叫枣祗，另一个叫韩浩。他们为曹操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正是这个办法，帮助曹操在中原站稳了脚跟，即使在对刘备孙权的战争中失利，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弄得无家可归。

　　枣祗、韩浩替曹操想出的办法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两个字：“屯田”。

　　屯田当然不是曹操首创，也不是到曹操为止，但他无疑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正式下令在属地开战大规模屯田运动：“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

　　曹操当年屯田当年见效：“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曹操的屯田制度，是曾经受过批评的，因为有人说他收税收得太狠了：官六民四，也就是打下一百斤粮食，曹操收走六十斤。

　　即使是桓帝灵帝时期，执行的也是“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现在曹操要拿走一大半，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曹操是在薅老百姓的羊毛。

　　但是撇开时代背景说经济，那就是耍流氓。在后汉乱世，一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家人的生死，曹操提供了土地耕牛农具，然后收取百分之六十的粮食，已经是宽宏大量让利于民无以复加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对曹操还是感恩戴德的。

　　明末思想家船山先生王夫之总结出了曹操屯田制的六大优点，并且感叹：“有此六利者，而粟米刍槀之取给，以不重困编氓之输运，屯田之利溥矣哉!诸葛公之于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维不能踵之，是以亡焉 。”

　　王夫之赞叹曹操的屯田制，可能也是有感而发：如果让李自成张献忠被裁撤之后都去屯田，让他们有吃有喝，广种薄收饿不死人，明朝可能就熬过小冰河时代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现在可能还在白山黑水之间采榛子呢。

　　曹操的办法是藏粮于民藏兵于民藏富于民，所以中原地区一直比较稳地，反观刘备和孙权的边远地区乃至腹地，都很不消停，原来的天府之国硬是被刘备父子弄得“益州疲弊”、“民有菜色”。

　　刘备和孙权的经济政策，把百姓都薅成了光头强?

　　说曹操薅羊毛，估计当时的中原百姓不会认同，而刘备孙权这对妹夫舅哥薅起羊毛来，那真的是敲骨吸髓，把东吴西蜀百姓都薅成了光头强的。

　　刘备这个人，读者诸君都很熟悉，一个是他“很仁厚”，另一个就是他很会享受：“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仅凭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刘备确实是汉室宗亲，因为这跟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刘备受过穷，所以取得天府之国西川之后，穷人乍富特别大方：“赐诸葛亮、法正、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余颁赐各有差。”

　　这些金银钱帛，是刘备通过正规手续发的奖金，荆州集团入川之后，早就抢得盆满钵满了：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手下一通疯抢，刘备的口袋也空了，往后要跟曹操争夺汉中乃至中原，还要灭掉舅哥孙权(这时候刘备已经决定不要孙小妹而娶吴懿之妹了)，这样的大规模战争，肯定是要花钱如流水的。但是刘备有言在先，不能不让部下抢掠，关羽在荆州看家，也不能不意思意思，于是刘备也开始像曹操一样为生计发愁了。

　　曹操手下有枣祗韩浩，刘备手下也有能人，这个能人叫刘巴，是一个敢瞧不起张飞的高傲家伙。

　　这位汉末著名贪官之子(其父江夏太守、荡寇将军刘祥因为对百姓盘剥过甚，民众起而杀之)刘巴，眼珠一转想出了一条绝户计：“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

　　刘巴所说的“很容易”的事情，其实就是滥发货币，在金本位铜本位的汉末经济条件下，他用一斤铜制造出价值百倍的货币，而且还强制老百姓使用，由各级官吏拿着“当百大钱”去强制购买老百姓的东西，让蜀中士民的资产一下子缩水了百分之九十九。

　　大户人家还好说，每天收入只有一两个铜板的小老百姓可就惨了。这就像后来的金圆券银圆券，原先一百块钱能买一头牛，后来一万块钱只能买一包火柴。

　　这时候可能有读者不理解：同等重量的一个大钱当一百个用，这不是很方便吗?

　　我们还是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来看问题：但是的金本位金融体系，铜和钱实际是可以画等号的，也就是说，铜既有流通价值，又有实用价值。比如说一个大钱半两铜，那是因为半两铜基本等于一个大钱，现在半两铜变成了一百个大钱，而且要按照面值购买百姓物资，你不卖给他就要坐牢甚至杀头。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西川的百姓有一头价值一百个大钱的一只羊(只是个比方，价格未必如此便宜)，被刘备手下拿一个“当百大钱”买走了。这个西川百姓家里没了羊，就想到曹操的地盘上去买，但是“当百大钱”到了中原腹地却只能当一个大钱花——人家还是按照汉朝的规矩，大钱“重如其文”。

　　于是西川百姓的一百只羊，经过刘备这么一倒手，就变成一只了。

　　如果说刘备治下的百姓够惨，那您是还没看到三国枭雄有多狠——刘备的便宜舅哥比妹夫还狠：孙权直接铸造了“大泉当千”。

　　这就是说，如果东吴西蜀互相承认对方的货币，那么刘备当百大钱，到了东吴只能十个换一个，虽然东吴的“大泉当千”重一点，但还是吃亏了。

　　可是当时的老百姓都不傻，中原曹操更不傻，东吴西蜀的钱币到了中原，还是按重量算，这样一来，除了曹操的治下，另外两国的老百姓，就只能欲哭无泪了。

　　有时间记载差异的《通志·食货》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吕蒙定荆州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20年)，而孙权铸造“大泉当千”是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时间对不上号。史料以此为例，其实是想说：孙权赏赐给吕蒙的一亿大钱，到了十八年后，已经缩水一千倍，变成十万“大泉当千”了(铸新币，肯定是要大家都把旧币拿出来兑换的)，这些面值一亿的东吴钱钱拿到别的地方花，只能当十万。

　　连功臣吕蒙后代的家产都要缩水千倍，寻常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

　　结语：曹魏强而孙刘弱，差距不仅表现在地盘和兵力上

　　纵观曹操刘备孙权三位枭雄的做法，我们就能看出本质上的不同。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曹魏强而孙刘弱，弱的不仅仅是地盘和兵力，还有政治远见和经济头脑。

　　曹操的做法是咱们大家一起来吃肉，我出案板和锅灶，然后我吃大块的，你吃小块的，大块和小块相差也不是很悬殊。

　　刘备的做法是咱们一起来烙饼，你出米面柴炭，烙好了我吃百分之九十九，给你百分之一。

　　孙权的做法比刘备更进一步：我要吞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如果把咱们放在后汉三国年间，面对曹操刘备孙权的薅羊毛经济政策，您会选择在谁的地盘上生存发展?

　　以当时百姓的视角看来，后汉三国的经济战，其实是一家欢喜两家愁，至于谁家欢喜谁家愁，读者诸君肯定也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按照笔者个人的理解，欢喜的肯定是那些原本流离失所衣食无着的老百姓：曹操给了我们土地和生产资料，丰收了，就多给他一点，歉收了，就少给他一点，一百亩地即使只打出一千斤粮食，我还能剩四百斤，一家三口有粥喝了。

　　这就是比例税跟固定税的差别：要饱大家一起饱，要饿大家一起饿——如果曹操定的规矩是不管丰年灾年，一亩地必须上交多少粮食，估计老百姓早就到刘备孙权那里去花大钱当百、大泉当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