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相遇，两个看似相距遥远的历史事件却在时间的长河中交汇在一起。戊戌变法是中国晚清末年的一场重大政治改革运动，旨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而明治维新则是日本明治时期的一场彻底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奠定了日本迈向现代化的基础。这两个历史事件虽然背景和目标不同，却都体现了东亚国家在面临外来冲击和内外问题压力下，寻求自我革新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本文将探讨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在历史交汇点的意义和相互影响。

文|笑春风

当戊戌变法遭遇明治维新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又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按理说，周年纪念应该是少不了的。可是，如果对比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国反应平淡，而日本同往年相比，纪念规模等方面也有消退之势。这是为什么呢？

前不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启微品牌出了本新书，叫做“未完的明治维新”，作者是日本教授坂野润治先生。让我好奇的是，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把这样一场带领自己民族走向富强的政治运动称作是“未完成”呢？原因就在于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者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治国理念，从“征韩论”到殖产兴业，可谓应有尽有，可他们却都未考虑到纳税人（农民）的力量。换句话说，在坂野看来，明治维新只是一场发生在社会顶层的权力之争，而对中下层社会的影响却极为有限。

明治维新的作用大小，尚难有一定论，但是，无独有偶，30年之后，清帝国内部同样进行着一场类似的内部政治结构调整。激进的改革派试图效法邻邦日本振兴旁落的皇权，结果遭遇挫折。主要参与者不是逃亡海外，就是被押往菜市口处斩，两国变革力量的兴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让人感到惊愕。此时，笔者心里突然萌生出了这样一个想法，假使让戊戌变法遭遇明治维新，会是怎样一幅场景呢？

事实上，两个政治事件，还真有“撞车”的一面，这又从何说起？

首先，要想叙述这样一场遭遇，咱们有必要谈谈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清朝政局。北洋舰队覆亡后，李鸿章受命前往日本马关签订了谈和条约。回到国内后，李随即受到了朝野内外的联合抨击，迫于舆论压力，李鸿章被迫下野，而就在此时，总理衙门的创始者——恭亲王奕訢亦受到病痛的折磨。曾经致力于中兴事业的精英所剩无几，清王朝这艘大船，又将驶向何方？

就在清廷内部茫然无措的时候，李鸿章“联俄制日”想法的提出，却一度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是啊，大清既然没法在朝鲜和辽东挡住日本扩张的势头，那为什么不把俄国人引进来，搞一出“以夷制夷”呢？

李看似胜券在握，不过，他的这一策略并没有为自己挽回在政坛的颜面，相反，俄国人打心眼里瞧不起清朝政府，而仅仅是将其视为他们在东北亚协调与其他列强关系的一颗棋子。当德国殖民军在山东登陆时，李鸿章多次请求俄国干涉，但换来的却是俄人作壁上观。

此时此刻，李终于明白，自己又一次被出卖了，朝野骂声再起。李鸿章外交的失败让他声望骤跌，也向几乎所有掌权者传递着这样一个信号，政治层引入新鲜血液，已是刻不容缓。

就这样，在制衡日本扩张的大背景下，改革运动呼之而出，康有为登场了。

康有为本是广东的一个底层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有着儒家救世济民的责任感，但也充斥着天马行空的猜想与愤世嫉俗的怨念。他对西方的认识多是通过租界或报刊等获得的，但即便如此，也让他颇感到震惊，而就在这个时候，甲午战争中日本胜利消息的传来，更刷新了他对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的认识。

当他通过科举进入六部任职以后，他就把自己所见所闻撰文向光绪皇帝陈述，终于，康得到了光绪的注意，他的品级达到了四品。而得到赏识的康有为本人，立刻把得意门生梁启超拉来辅佐自己，一同践行改革大计，戊戌变法拉开了帷幕。而就在此时，日本也正密切注意着变法派的一举一动。

日本的领导层对改革运动怀有一种自然的同情与敬畏，19世纪90年代末的日本国会与政府中，不少人都有过参与明治维新的经历。例如伊藤博文与大隈重信两位首相，都曾是这场改革运动的决策要人。而在接下来的戊戌变法中，他们再度活跃于其中，成为了连接两场改革运动的枢纽。

先说伊藤博文，伊藤曾是日本政治思想家吉田松阴的门生，是吉田松阴的讲学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并促使他前往西方游学，拓宽了眼界，也增长了阅历。康有为组织变法时，伊藤刚好离开首相位，长期的党争让他厌倦，为此，他决定以个人名义访问清朝，并与张之洞和李鸿章等相叙。

康有为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因为伊藤富有政治经验，又是清日两国都敬畏的重量级人物，如果自己的变法事业能请到他来助阵，那真是事半功倍了。为此，他一面向光绪帝陈说其间利害，一面安排他们的见面。

康太理想化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变法，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的不满，考试原来考八股，他建议废除而改行策论，引得士人议论纷纷，而他建议裁撤闲置衙门的举措，更让他成为不少朝廷官员的眼中钉。

这些人将此事报告给慈禧，慈禧将信将疑，而就在这个敏感时刻，康又要把伊藤招入皇宫与光绪相见，他的这些行为是逃不过慈禧眼睛的，而康想当然的决定，自然也引起了慈禧的警惕。

不过，这次会面并没有给光绪带来多少惊喜。曾经的维新改革急先锋，并没有热血沸腾的陈词，而是从始至终与具体改革内容的探讨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伊藤这么做有他的道理，或许他深谙清廷内部的权力结构，知道轻言改革不仅不能有利于变法，反而会激化帝后之间的矛盾，所以表现冷淡也就不难理解了。

伊藤的入见，使得本非同一时空的两场改革运动，阴差阳错的走到了一起。只是，这场相遇并没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反而变成了擦肩而过。

可慈禧和她的亲信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对伊藤的历史背景了如指掌，一个支持慈禧的朝廷御史甚至向她表示，康有为等这次就是要利用伊藤来达到操纵帝国政治走向的目的。

如果伊藤能够与光绪再度会面，明治维新的余热也许会在戊戌变法上发挥出作用，可是，康有为已经等不及了，眼看大部分朝臣不配合变法，他简单的将其归为是慈禧在暗中破坏。为此，康不顾光绪反对，假托其名义拉拢袁世凯和他的新军，欲将西太后置于死地，结果反被袁出卖，变法力量几乎被一网打尽。光绪也因此成为了慈禧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需要多提一句的是，慈禧除掉光绪的心思，很快为列强所知晓。英日等国强烈反对，这又激怒了慈禧。热衷权力的西太后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到世纪交替之际，她竟决定借助义和团来打击在华的外国势力，结果招来了八国联军，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就在袁还未告密的时候，慈禧已经对“圣人为”表现出了极大的不耐烦，他向光绪施压，要求将其驱逐。康在光绪遭难的前夜，得以侥幸逃出京城，后来，在英国和日本外交人员的帮助下，康又从香港去了日本。

至于康的重要支持者梁启超，也没有坐以待毙，当9月21日当天荣禄领兵搜捕变法派成员时，梁便前往日本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日本代理领事林权助十分同情变法运动，立刻倾力相助，帮助他从天津离开，后因盘查甚严，又转使其登上了日舰大岛号。康梁的平安脱险，日本方面功不可没，而这，也勉强可理解作明治维新送给戊戌变法迟到的见面礼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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