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趣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在竞争中能够存活下来的诸侯眼里，没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没有什么“效仿古代圣人”，更没有君王相信“三代垂拱而治”，一切都围绕着“变发图存”四个字进行。

　　在这一“求变”的过程中，当固有的军事理念、战法等慢慢不再适应形势、不能克敌制胜时，先轸、魏舒、孙膑、赵武灵王先后掀起了四次重大军事变革，对后世军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三晋地区竟然独占三次。

　　01：“崇礼”转向“诡诈”

　　在中国战争史上，有一件如今看来是闹剧、当时看来正常的战争，就是泓水之战，典故“宋襄之仁”就源于这一战。楚军渡河时，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楚军过河整军时，宋襄公等待楚军布阵;宋襄公以为双方致礼时，结果楚军一冲而上，宋军大败，宋襄公还被射伤了大腿。于是，宋襄公就成了迂腐的代表，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然而，脱离时代谈历史是耍流氓，以春秋中期时代的氛围来看，宋襄公真的做错了吗?事实上，宋襄公并没有做错，因为西周到春秋时期，一切都以周礼为标准，包括军事战争在内，两军堂堂正正摆下阵势，然后堂堂正正的交战，输赢各自服气，截粮道、突袭战、偷袭战、围点打援、诱敌深入之类都会遭到时人鄙视。宋襄公大败之后，不少人埋怨他时，宋襄公教训说：“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以后世眼光来看，宋襄公愚不可及，但以春秋眼光来看，宋襄公这是尊重周礼，遵守游戏规则，楚国蛮夷乱来，胜之不武。

　　泓水之战后不久，最有名的战争是城濮之战，掀开晋楚争霸的序幕，更开启了“诡诈”用兵的先河。城濮之战中，晋军统帅先轸一改自古以来固定僵化的战争模式，创造了战场机动用兵，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先例，开创了避强击弱、佯退诱敌、各个击破的诡诈战法，比如战场中晋国上军将狐毛竖旗佯装后退，下军将用车拖曳树枝，扬起尘土，伪造出撤退的假象，引诱楚左军攻击，结果先轸突然调动中军、上军前后合击楚左军等。城濮之战中的晋军战术，如今看来稀松平常，但在“崇礼”的当时来看却非常诡诈。城濮之战后，晋秦爆发殽之战，这是一场晋军伏击秦军的战争，与春秋时代堂堂正正的战法格格不入，这是更进一步的兵行诡诈。在随后的100多年内，诡诈思想极其兴盛，后来孙武在《孙子兵法》中将之提炼为“兵者，诡道也”。

　　“崇礼”转向“诡诈”，这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改变，由彬彬有礼的战争，变为不择手段的战争。

　　02：“车战”走向“步战”

　　春秋时期，衡量一国实力的标志是兵车，文献记载的“万乘之国”、“千乘之国”、“百乘之国”，兵车越多代表国力越强，驾乘战车作战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基本特征，战车是春秋战争的核心与主力。战国时期，虽然还有文献以“万乘之国”形容秦国等，战车也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但总体是为以步兵为主，战争方式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从车战到步战的巨大革新，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呢?

　　公元前714年，郑庄公攻打山戎时感叹：“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大概意思是，北戎是步兵，我们是车兵，他们很容易突然靠近而袭击我们啊!这让郑庄公忧心不已。郑抗北戎之战中，郑庄公将兵力一分为三，采用佯败诱敌之计，然后击败了山戎。虽然赢了，但山戎纯步兵的战法刺激了郑庄公，尤其在崎岖之地兵车机动性很差，面对纯步兵时极其危险，于是之后创造出了“鱼丽之阵”，即将步兵环绕战车进行疏散配置的一种阵法，尽量发挥步兵的作用，以战车冲阵，步兵环绕战车疏散队形，弥补战车的缝隙，有效地杀伤敌人。

　　“鱼丽之阵”兼顾了机动性、防御性与杀伤性，是兵车作战史上的一次重要革新，但在狭窄崎岖之地，“鱼丽之阵”还是不能解决兵车机动性差的缺陷，于是春秋晚期的晋国魏舒开启了一项重要军事改革，这就是魏舒方阵(见下图)。

　　公元前541年，晋国上军将荀吴与上军佐魏舒攻打山戎等，双方在大原(今山西太原西南)相遇。山戎是步兵，晋国是车兵，但大原位于太行山区，山峦重叠，道路崎岖，地形险狭，环境明显更利于山戎作战方式。魏舒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于是就“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抛弃车子，让车兵下车编队作战，也就是说组成步兵阵型与山戎交战，史称“魏舒方阵”。结果，魏舒大败山戎，取得了大原之战的胜利。

　　大原之战的胜利，《左传》总结的原因是“崇卒也”，就是崇尚步兵。大原之战与魏舒方阵，标志着中国战争方式从“车战”向“步战”的主流作战方式的根本转变，是车、步转变的划时代的标帜，之后步兵逐渐成为战争头号兵种。魏舒发现步兵方阵的威力，也为之后魏国魏武卒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03：孙膑带来的军事变革

　　一直以来，孙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谋略惊人，田忌赛马、围魏救赵、增兵减灶等计谋脍炙人口，但鲜为人知的是孙膑还带来一个战术革新，这就是箭阵、弩阵的运用。

　　弓箭是一种古老的远程武器，甲骨文中的“晋”、“夷”、“羿”等字就与弓箭息息相关。春秋时期，人们普遍重视弓弩，当时一辆兵车上配有三名甲士，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车之长，称“车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执戈矛，并有为战车排除障碍之责，称“车右”(又名参乘);居中的是驾驭战车的御者。兵车是春秋时战争的核心，而弓手是一车之长，可见春秋时期人们对弓弩的重视。战国时期，《战国策·韩策一》记载：“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外。”战国时期，韩国制造的强弓劲弩，射程高达六百步之外，可见当时中国弓弩技术之先进，制造之发达。

　　但在孙膑之前，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弓弩可以集中使用，形成一种庞大的密集的可怕的箭阵杀伤力。孙膑时期，魏国以重步兵“魏武卒”横行天下，压制秦国、齐国、楚国而成为战国第一强，面对魏武卒横行无忌，孙膑破阵的最重要手段就是箭阵。

　　《荀子·议兵篇》记载：“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对比现代，魏武卒几乎都是现代特种兵的选拔标准，可见其战斗力，寻常精锐与之正面交锋，几乎不可能有胜算。但在马陵之战中，孙膑使用计谋，一步步吸引庞涓与魏武卒踏进埋伏圈，然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使用“万弩俱发”一举打败魏国，也将齐国推上了关东六国第一强的位置。

　　孙膑之后，这一战术被秦国完美继承，在秦国一统六国过程中，箭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有人讨论如果亚历山大东征到中国，战国七雄能否打败亚历山大方阵?其实，亚历山大方阵不管如何机动灵活、防御力如何，但总归是一个移动缓慢的步兵方阵，近战能比得过魏武卒吗，能逃得过“万弩俱发”的箭阵远程杀伤?

　　04：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赵国脱胎于晋国赵氏家族，东连齐燕，西接秦国，南临魏国，北方接壤东胡、匈奴、楼烦、林胡等，可以说周边强敌环伺。赵武灵王刚继位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在与秦齐魏等大国战争中，赵国连吃败仗，损兵折将，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中山、林胡、楼烦也连年向赵发动军事掠夺，赵国几乎没有还击之力，眼看着被别国兼并，赵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秋”。

　　赵武灵王发现胡人在军事服饰方面有一些特别的长处：首先，穿窄袖短袄，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其次，作战时用骑兵、弓箭，与中原的兵车、长矛相比，具有更大的灵活机动性。他对手下说：“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是当今之快速反应部队，带着这样的部队驰骋疆场哪有不取胜的道理。”于是，赵武灵王说“吾国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而无骑射之备，吾欲变服骑射以备燕、参胡(林胡)、楼烦。”决心改革军队，向林胡、楼烦学习，推行“胡服”、教练“骑射”。

　　胡服骑射之后，赵国实力急速上升，灭掉被誉为“战国第八强的中山国”，一跃成为傲视群雄的东方强国，乃至干涉秦国内政，迫使当时的宣太后(就是芈月)任赵国人楼缓为丞相。有学者认为，赵国当时已有一统天下之实力，若非赵国内乱，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可能最后一统华夏的是赵国。

　　从军事上来看，胡服骑射的影响毋庸多说，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促使了骑技和骑射技能的发展，促使了华夏骑兵战术的进步。但更重要的是，在尊王攘夷、华夏第一、胡人是异类的时代氛围下，赵武灵王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对后世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给了后人向蛮夷学习的勇气与榜样，因此近代梁启超认为赵武灵王是自商、周以来四千余年中的第一伟人。

　　笔者认为，先轸、魏舒、孙膑、赵武灵王的求变求新，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就，可谓是变一次强一国，至少产生一位区域霸主，这是毋庸多说的伟大，注定要刻在历史的光荣柱上，但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求新求变，再一次验证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具有现实的意义，时刻告诫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在绝境中要有“变”的智慧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