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隔离措施一直被证明是有效应对传染病的重要手段。从古至今，无论是黑死病还是现代的新冠疫情，隔离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疫情之下，有效的隔离措施不仅能够阻止病毒的传播，还能保护个人和社区的安全。任何一个被忽视的隔离环节都可能导致疫情的扩散。因此，在面对传染病流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隔离对于控制疫情的重要性，积极遵守相关规定，共同抗击疾病。

疫病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已伴随人类几千年，在人类历史上，死于疫病的人数远高于死于战争或其他天灾人祸的人数。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北京在金、元、明、清曾疫病频发，其中鼠疫、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等危害最大。我们纵向地回顾疫病应对史，是为了让读者对文明进步、社会完善持有信心，以更积极的态度因应当下。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

都流行在春季

据《析津志》记载，金朝筑燕城，由于工期紧，被征调的民工承受着艰苦的劳役，时逢夏季暑热，生活条件又差，导致患病者增多，最终暴发瘟疫。

面对严重的疫情，海陵王完颜亮一边让宫廷内的御药院和尚药局积极救治，一边下诏，命中都周边五百里内的医者都赶来支援。由于防疫得当，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中都城的建设也如期完成。

据《元史》记载，元大都发生过三次大的瘟疫。第一次在皇庆二年(1313年)；第二次在至正十四年(1354年)；第三次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书中说：“京师大饥疫……，患者遍街巷，死者相枕藉”。可见死亡人数相当惊人。

明代北京地区发生过瘟疫的有12个年份，位置上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顺义、通州、延庆、良乡、昌平、密云等地。

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亲自研制《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并令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可见平日不上朝的嘉靖皇帝对疫情的重视。

明万历十年(1582年)四月，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华中地区发生大规模瘟疫。《明神宗实录》载：“京城内外灾疫流行，人民死亡甚众。”《通州志》则称：“万历十年春，通州大疫，比屋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这场瘟疫史称“大头瘟”，又称“大头风”，其特征是病人头面红肿，发热，且发病迅速，传染性极强。

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月发生疫情，京城共接收医治病患者达109590人。

明天启七年(1627年)及崇祯七年(1634年)，因天花流行，在京城郊外设有避痘所，对染病者予以隔离。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丁亥时，北京甚疫，患者就近而离间，于寺院、于空室，不与人近，以避染之”。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京师出现疫情，夏燮在《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抱阳生所编《甲申朝事小计》称：“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由此可见当时疫情势态极其严重，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此疫情一直延续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当大瘟疫到来时，民众十分恐惧，很多被传染者，不去医治，而请萨满巫师到家里，为患者跳神治病。

明代北京六次大瘟疫，都流行在春季，最早为正月，最晚到五月，也就是说，公历2月到6月之间。因此瘟疫流行时间，很值得注意。当然，瘟疫流行两三年的例子也有，但不多见。

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

虽用了明代名医张景岳

的方法，仍“莫能疗”

清代发生瘟疫有17个年份，大致分布在京城、京畿、通州、延庆、平谷、昌平等地。实际上，当时北京城内每年都有恶性传染病出现，只不过没有大规模流行。

痘疹又叫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清朝定都北京后采取对患痘者进行隔离的措施。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曾令：凡城中之民出痘者，即行驱逐。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各定一个村，使其居住。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北京发生天花。当时连宫里也出现疫情，孝庄文皇后急忙令人将三个染病的小太监送出宫门，安置到西郊的一座寺庙中隔离，“百日之内不得入宫，日观其恙，三日一报。”

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就是患天花而死，年仅二十四岁。

康熙幼年，为防天花，被隔离在福佑宫。康熙大约从三岁到五岁，在那里被隔离了三年。

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命内务府寻找医治痘疹的大夫，得到二位医术高超的医生朱纯嘏和陈添祥，为皇子皇孙接种痘疹疫苗使皇子皇孙们的痘疹痊愈。此后，人痘接种术得到进一步普及，痘疹得到了控制。

同在康熙二十年，热河木兰围场开始兴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兴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防范痘症等传染病在蒙古、西藏地区的流行。因为游牧地区，空气清新，人烟稀少，而中原地带，人烟稠密。他们到北京水土不服，受感染的机会较多。蒙藏王公、喇嘛在避暑山庄或木兰围场朝觐，可以减少传染的概率。

乾隆时期，一方面推行人痘接种术，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实行隔离避免感染。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甚至还规定在补任官职时，未出痘者暂不得升用。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北京发生鼠疫，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说：用明代京城名医张景岳和吴又可的治疗方法，对这场瘟疫也“医莫能疗”。

清朝嘉庆年间，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在后来刊行的《海录》中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光绪二年(1876年)春，北京地区暴发“喉风”，谭嗣同曾在他的文章里说，当时因此病死亡者众多，乃至每日出城的棺棂往往使城门的交通为之断绝。史籍中将这次瘟疫记为“喉风”，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白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区大范围暴发霍乱。由于该病潜伏期较短，传染性较强，发病突然，所以病人发病前并无什么症状，突然起病后，短者一二个时辰、半天左右就不治病死，长者也仅一二天身亡。数日内便形成了发病高峰，每天死人不计其数，一时间人心惶惶。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六月初十日给幕僚徐世昌的信函中说：“近日疫症大作，伤人甚多。”

清朝的瘟疫，《清史稿》记载全国大小瘟疫149宗，但从总体上看，清朝的北京，没有发生像元大都、明北京那样大的瘟疫。原因之一是清朝京师的防治瘟疫措施，比元朝、明朝都好。

康熙反对巫师跳神治病

主张用科学方法应对疫情

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间，北京在防治大瘟疫方面取得了不少经验。尤其清朝，因为害怕得痘症(天花)，格外重视疾病的防疫。

乾隆年间，官府曾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京城的胡同口处，以示民众。

历史上京城街巷中多水井，为防止瘟疫对水源的污染，一旦出现疫情，特别是鼠疫，五城兵马司的主要任务便是令“井窝子”(即卖水的水铺)对水井加置封盖，以防止老鼠及“病瘤(病毒)”掉入，污染水源。同时疏浚沟渠，及时排泄城中污水。

元大都、明北京先后九次流行大瘟疫，都因为没有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清朝康熙年间，北京出现天花流行，康熙帝命在广宁门(今广安门)外设立“避痘所”，实行患者隔离，减少疫情蔓延。后来又在京城东西南北四方，各定一村，患痘症者，集中一起，实行隔离。所以，清朝在当时疫情出现时，多采取“离间法”，即今天所说的“隔离法”。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即在寺庙及空旷之所等专门开设“疠人坊”，收治传染病患者。另一种则是采取强制性隔离，即官方或地方在疫情区封锁各进出道路，并派兵丁镇守。

疫情出现时，康熙还不赞成找萨满巫师跳神治病，而是用科学方法医治。他曾患疟疾，御医久治无效。传教士用奎宁(金鸡纳霜)给他治好了病。后来臣民患疟疾，康熙便介绍用这种药，果然效果很好。从此他对医学、药学、解剖学、生理学产生兴趣，还请传教士来讲课，并在宫廷中建立实验室。

古代发生大的瘟疫，京城的居民除了恐慌，还会尽其所能进行应对。郎中们会拿出药方，行善者还会出资买药发给患者；有号召力的，会召集大家买棺材埋葬死者。街坊邻里、亲朋好友，也会解囊相助，扶弱济困。有时，皇亲国戚、朝廷官员等，也会捐钱救灾。

元大都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大约有六十多万人口，商人、传教士等往来于欧亚，元大都城的大瘟疫发生在1358年，比欧洲的黑死病晚七年，这与当时的防疫有一定关系。所以瘟疫的传播与防治具有国际性。

大的瘟疫流行，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在皇朝时代，疫情中，原来潜藏的社会矛盾，会更加明显，甚至会激化。元顺帝、崇祯帝不懂这个道理，使本来严重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民变四起，后果严重。清朝开明的皇帝，总在灾疫之后，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如施赈济、减赋税、开义仓、设粥厂等，以缓解社会矛盾，尽快恢复社会生产。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北京出现瘟疫，康熙皇帝即命官员到疫区发放银两，以便安葬逝者，避免腐尸传播疾病，还令大兴、宛平二县设置粥厂，救济疫民。

清末设立防疫总局

颁布《预防传染病章程》

清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了《预防传染病章程》共十七条。其中，第一条为“本章程所谓传染病者，霍乱、瘟疫、痘疹、白喉及其他容易传染之病皆包含之”。第三条为“有得传染病及因传染病死者，应于当日速行呈报该管巡警局”。第四条“患传染病者，应从巡警局之批示用清洁及消毒方法”。第十一条为“医生诊视传染病时，须将消毒及清洁各法告其家人，并即时呈报该管巡警局。清洁法有：扫除、洗涤、疏浚、搬运。消毒方法有：焚烧消毒、蒸晾消毒、石灰消毒、药品消毒”等。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肺鼠疫在东北大流行，疫情蔓延迅速，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占当时两省人口的1.7%，哈尔滨一带尤为严重。

为防止疫情传入京城，次年正月初九，民政部拨款组织临时防疫总局，地址设在钱粮胡同内城官医院，同时设分局4所，并在永定门、右安门外先后设立防疫病室、隔离室、防疫出诊所。

这次发生在东北的鼠疫大流行，除了黑龙江、吉林的死亡人数，同期还引发了肺炎流行，死亡6万多人。在这期间，聘请海外归来的西医博士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

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用了近4个月的时间，终于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民国时期

北京卫生防疫管理体系逐步完善

到了民国时期，1912年，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和卫生委员会，北京办理疫病防治的机构是京师警察厅卫生处，掌管道路清洁、保健防疫、医院经营等事务。北京近现代医学史上的传染病救治及疫情的防控机制逐渐形成。

1914年冬季，北京城内出现猩红热、白喉以及痧疹等病症。为应对突发疫情，1915年，内务部在京城设立了临时防疫处，并在东四牌楼十条胡同设立京师传染病医院，同时颁布了《临时防疫处办事规则》和《临时防疫处防疫规则》，很快遏制住了疫情蔓延。

1916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传染病预防条例》。1918年在北京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伍连德任院长。1919年内务部在北京设立了中央防疫处，主要研制痘苗、疫苗及血清等生物学制品，防止传染病及调查、扑灭疫病。中央防疫处开办以后，与北京市政当局合作，通过宣传、免费注射疫苗等方式积极参与北京的疫病防治，对遏制北京疫病流行起到很大作用。

1919年，哈尔滨流行霍乱，当时有13.5万人口的城市，死亡4808人，伍连德利用直辖医院收治了近2000名霍乱病人。1920年，东北再次鼠疫大流行，伍连德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使疫情得到控制，但仍死亡万人左右。以上疫情，由于北京防控得当，未受特大影响。

1925年5月，中央防疫处商准京师警察厅在内左二区设立公共卫生事务所，分设防疫科负责调查疫病及预防接种工作。

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传染病防治条例》及《传染病预防之清洁及消毒方法》，规定传染病人(或疑似传染病人，或因传染病致死)之亲属及接触人为义务报告人，在发现病人24小时内报告所在地卫生主管机关。保甲长、警察及医生、护士发现传染病人应在发现后24小时内向卫生主管机关报告。

1932年4月，北平开始流行天花。北平特别市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发出劝告区民预防天花传单，略谓：“天花这个病不论男女老幼都能得的，要想预防这个病只有种牛痘……凡区内学校工厂够五十人以上的，可通知本所由本所定期派员前往引种，所有手术药品一概免费。”

1933年11月，传染病医院为市民免费注射白喉、猩红热血清。12月，在西单宏庙胡同成立北平市第二卫生区卫生事务所。随后，在东城钱粮胡同成立北平市第三卫生区卫生事务所，在西城大乘巷成立北平市第四卫生区卫生事务所。这些卫生事务所主要负责区内的卫生防疫工作，成为当时北平市专门防疫组织中的重要力量。

1935年北平市政府颁布《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管理人民种痘暂行规则》，规定婴儿于出生后6个月内均须种痘一次，儿童于6至7岁时举行第二次种痘，凡天花患者家属及其接触者无论已种未种均须立即种痘，均免费种痘，不种者，除强制执行外，并处以罚金。

1937年，北平市为开展预防霍乱扩大运动，特地开办了无线电广播。1937年11月，市公署准予备案《预防白喉及猩红热的办法草案》。

1938年6月，市卫生局制定《北京特别市防疫委员会霍乱预防注射实施办法》。同年7月，卫生局令发《卫生局预防霍乱实施检疫办法》。从1938年起，北京市兴起了种痘运动，市卫生局制定了春、秋季种痘办法及挨户种痘实施办法等。种痘主要集中于1938年秋至1939年春季和1941年春至1942年秋季。

据统计，抗战期间的1939年至1945年，全国因霍乱死亡人数43136人。因鼠疫死亡人数13627人。因天花死亡人数5802人。因伤寒死亡人数1580人。

北京从1926年至1946年发生过12次流行性霍乱，其中最严重的当属1943年。据北京防疫委员会《民国卅二年(1943年)霍乱预防工作报告书》统计，当年6、7月份，北京市仅有3例霍乱病例，没有死亡病例报告，而8月份北京市霍乱病例集中暴发，截至10月底共发现霍乱患者2136人，其中1872人死亡。

抗战胜利后，近一年时间内，在北京的金鱼胡同、东四、鼓楼东大街、西安门、崇外大街、天桥、南苑、丰台、门头沟等地区设立了20个区防疫委员会。

1949年1月，在南郊、西郊、东郊卫生所相继成立卫生防疫站。随着基层防疫机构的设置，北京的卫生防疫管理体系基本建立。但北京尚有白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病等20余种传染病时有发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

北京的历次战疫成就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是一种比较有地域性的慢性传染病，在中国已经流行了2000多年，主要发生在南方特别是江河湖海地区。1955年以后，血吸虫病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政府发动群众消灭血吸虫病的根源——钉螺。到1958年宣布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欣然写了《送瘟神》，其中有一句著名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随着我国卫生水平、卫生环境和人民卫生习惯的大大改善，传染病的防控力度也大大加强，对于鼠疫、霍乱、伤寒、疟疾、天花、百日咳等疫情动态更进行了有效监控，一直没有间断。

1958年11月至1969年1月8日，全市感染麻疹并发病的有11万多人，死亡953人，其中，郊区儿童约占61%。平均每天发病的有3000多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本市积极推行接种卡介苗以预防肺结核，同时推行接种麻疹疫苗以预防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以及推行接种乙脑疫苗和百日咳疫苗。在此基础上，将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麻疹疫苗纳入了国家免疫规划，俗称为“4苗防6病”。

1962年，大兴县安定公社所属20个自然村都有疟疾发生。到了1966年，北京市对疟疾进行了歼灭战。

1962年，全市患伤寒、副伤寒的病例共发生1392例。1976年，全市对伤寒病人实行免费治疗、免费报销。

2003年“非典”期间，国家仿效古人的“离间法”，进行社区隔离、居家隔离措施，效果明显。同时，人们戴好口罩、勤洗手、勤消毒，保护好自己，避免近距离的风险。在此期间，给我们印象深刻的是防治“非典”药品及相关商品的价格不涨，政府将人民必需品大量投放市场，刹住了抢购潮，稳定住了市场物价。不仅让人们战胜了疫情，同时也战胜恐慌。

当前，新冠疫情形势紧迫，然而我国的整体实力、医疗卫生体系早已今非昔比。在防治危害尤其严重的疫情方面，我国从古至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及取鉴。

文/王兰顺(北京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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