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中国”是一个概念，它重新定义了古老的中华。中国人自古就以海洋为重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海洋是中国的根、血脉和命运所在。传统中华文化与海洋息息相关，无论是历史、文学、艺术还是哲学，都深受海洋影响。因此，“海洋中国”不仅是中国历史的延续，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和重塑。

郑和的远航，让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交流在短期内达到顶峰。郑和之后，古代中国对印度洋世界并未继续开发。“海洋中国”不再出现在海洋。

隔着印度洋，中国明清两代在亚洲东部陆地势力日隆，西方人因地理大发现、因工业革命的刺激悄然崛起。

《人海之间》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的新著。当代学者通常把古代中国视为陆地国家，而本书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另一面：古代中国同时也是海洋国家、海洋大国。作者根据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试图构建过去发生但逐渐被时间沉淀、掩盖和湮没的人、物、事。

中国的海洋交通和海洋贸易在汉代就已迅猛发展

如果周边有朋友要写中国版的《海贼王》，我要给他推荐的原型，是一个译长。译长是官名，是主持传译与奉使的官。这个译长无名无姓，知道他的人不多。他之所以没被历史的长河淹没，是因为班固记载了他的故事。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班固写到的这个译长，率领贸易船队,由南海出发,远航南亚诸国，“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差不多一年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叫黄支国的地方。黄支国“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

黄支国普遍被认为是今天称为“千寺之城”的甘吉布勒姆。这是印度东南部的一个城市，是南印度之门，6世纪时，唐代最著名的僧人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学佛时，也曾到过这里。不过，玄奘落后那个无名无姓的译长数百年，而且走的是陆路，不是漂洋过海。

我知道那个译长，是因为学者杨斌的新书《人海之间》。他把这个无名无姓的译长“打捞”了出来，他认为这个译长很可能是第一个到达印度洋的人。在《人海之间》的第四部分“人”的第一个章节中，杨斌还试图还原了译长到达黄支国和从黄支国返回时的路线，班固写到的地名，他尽可能地找到今天相对应的地名。

译长的资料有限，而杨斌的重点又不在讲述海上的冒险故事，《人海之间》中，杨斌讲述译长的故事，目的是引出其海洋交通和海洋贸易在汉代已迅猛发展的观点。

无疑，长期以来，古代中国常被视为陆上帝国，尽管这个帝国有着三万二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学者杨斌在他这本书的序中，也坦陈他在2003年之前对“海洋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亚洲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关于古代中国瓷器出口的研讨会上，对唐代瓷器出口到东南亚这一史实还颇感疑惑。后来他每每回想起来，都觉得羞愧异常。不过，他对海洋中国的兴趣，也正是起源于他的这一疑惑。

巧的是，也正是这一年，杨斌获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写作资助。获得资助后，他在新加坡待了8个月，他对“海洋中国”这一主题的研究也始于这一年。

因为牵挂着“海洋中国”，2005年底，在美国一大学任教了一年的杨斌受聘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开始讲授“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交流”这门课，也开始相对系统地学习这个领域。

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张，杨斌把视角从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扩展为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洋的三角关系，把海洋中国扩张为海洋亚洲。他认为海洋亚洲，如同海洋中国一样，不仅仅包括海域，还包括海岛、半岛、滨海地区乃至其辐射所至。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洋亚洲纠正了过去关于亚洲的界定和想象，将陆地视觉与海洋视觉结合起来，重新定义了亚洲；而海洋中国，自然重新定义了古老的中国。

郑和之后，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越行越远

如果要讲故事，杨斌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作者。

“南宋景炎二年（1277）夏秋之际，一艘长达34米、宽达11米的中国远洋帆船，经过数月的海上航行，在东南季风的护送下，缓缓地驶回泉州湾。船上将近二百人发出了一阵阵欢呼，引得本来在舱房下象棋的同伴也抛弃楚河汉界跑到甲板上。纲首（船长或船主）、舟师（负责罗盘的航海员）、杂事（各类管理人员）、巨商（大商人）、客位（普通商人）以及水手个个喜笑颜开。这次远航，他们带回了两三百吨的货物，其中主要是广受中国市场欢迎的各种香药，尤其是官家千金难求的龙涎香，这必定让他们大发其财。更何况，从前年冬天出发，他们离家至今已超过一年，近乡情更怯，想见亲人的心情，愈加按捺不住。”

在《人海之间》的开头，杨斌用一个长镜头“重构”了一艘远洋帆船回归故乡即将靠岸时的一幕，这像是一个小说的开头，但，也仅是像，这是杨斌的一个合理的想象。这想象来源于1974年的一次真实考古——考古学家在福建泉州后渚港发现了一艘在海底沉睡了七百多年的南宋古沉船。在书中，杨斌称这艘船为“泉州一号”。

杨斌擅长讲故事，但他同时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人海之间》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旁征博引，又擅于从众多史料中淘取颇有细节的史料，这使得他的著作，既有诸多可以抽出来显摆见识的珍闻，通篇读毕，又能让人掩卷深思。

杨斌很遗憾郑和下西洋后，中国结束了宋代以来的与印度洋世界的海上往来，他不无伤感地写道：“从此，古代中国与印度洋越行越远，各不相干。”

看到这里，不由对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在新书《经纬华夏》里相似的一段表述——“郑和七次下西洋，居然没有带回任何新的观念和事物。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往外看，发现没有值得学习之处——这一自满，终于造成了对外严拒固守的心态。”

再回过头来仔细看《人海之间》，从那个无名的译长，到郑和，中间除去法显是西去取经，其他由官方组织的在海上的“唯望、日、月、星宿而行”，无一次是抱有学习之心，更多的，不是为皇帝寻找龙涎香，就是为显摆龙威、张扬皇恩。

“非常遗憾，郑和之后的印度洋，渐渐地和中国越行越远，越来越模糊，乃至隐而不见”。杨斌的笔下并无过多臧否，读者读到此处，自有深思——越来越模糊，乃至隐而不见的，不止是印度洋，还有印度洋以西的更广阔的世界。而当那个世界远渡重洋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曾经有多骄傲，我们甩打在自己脸上的耳光就有多重。

对话| “海洋跟大陆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潇湘晨报：当我们把中国置于海洋当中——也即中国由传统意义上的大陆国家，贴上海洋这个标签时，中国在您眼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斌：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华文明的海洋性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的海洋性、海洋中国。中国天然的从北方的东部，渤海，黄海，东海到南方的南海，一直延续下来，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很多岛屿、半岛，然后我们现在东部沿海城市的人口应该是占了整个中国人口的一半强吧？我们现在受海洋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我们过去受海洋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天然就是海洋国家，或者说我们天然就有海洋社会、海洋人口、海洋文化。

可是呢，从另一方面来说呢，我们过去传统的王朝，他们是以中原陆地为基础的政府机构啊，思维方式也是大致如此，忽视了海洋。可是我们南方的文明、南方的人群、南方的社会，对海洋是持拥抱和开放态度，是和海洋连为一体的。所以，北方跟南方在对待海洋上，态度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东部跟这个南部的地区呢，是海洋社会，海洋文化非常浓厚。

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天后的信仰，就是宋代以来妈祖的信仰，在东南部非常明显，那南海观音在我们的信仰体系当中也是非常深入的。可是呢，我们2000年来的主流意识还是以陆地为基础的，孔子他当年就说呢，“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也就是他说的道在中国得不到实行的时候，他才会想到出海，去海外仙山，海外蓬莱。

潇湘晨报：您曾在新加坡任教多年，从您的经历以及您之前的著作看，您对海洋文化已经很熟悉，海洋文化、海洋文明中的人们，他们是怎样打量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大国的？

杨斌：如果你要谈古代海岛社会对中国的印象，因为古代的东南亚他们缺乏文字记录，所以呢，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我们也很少能够得知。不过呢，他们也是非常欢喜跟中国做贸易的，哪怕这种贸易是在朝贡体系之下，因为通过贸易，他们可以从中国获得他们需要的东西，比如说瓷器，比如说铁器、丝绸、文化用品等，这都是海岛社会非常需要的东西，所以从实际考量，他们愿意跟中国贸易，哪怕是以朝贡贸易的形式出发。所以我们在二十四史当中，经常看到海外国家如三佛齐、旧港、苏门答腊、暹罗等，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派使臣去中国朝贡，朝贡的目的表面上来看是艳羡中华的文明，实际上他们的出发点非常实际，就是跟中国做生意。所以，朝贡实际上是一种关系，两种表述，两种目的。

潇湘晨报：在您看来海洋和大陆，之间是抗衡多些还是互相包容、互相影响多些？

杨斌：海洋跟大陆的关系是一体的——我们虽然有的时候强调大陆性，有时强调海洋性，但实际上都是看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那两面是不能拆开的，一拆开硬币就不存在了。所以他们是互相包容、互相影响的。在内地你可以看到海洋的影响；在沿海、在海岛你也可以看到大陆的影响。这两种文明它是互相交融，相辅相成的，不能够截然分开。只是我们为了表述的方便，为了强调它的某种属性，才把它分为海洋性跟大陆性。

潇湘晨报：关于郑和下西洋，您认为“得不偿失”，能不能请稍详细地讲讲具体是怎样得不偿失的？

杨斌：郑和下西洋，假如他是经济交往的话，我们得到的这些奇珍异宝，并不实用。我们出去花了大量的钱，我们造船，我们士兵、水手、商人的补给，我们邀请海外各国前来朝贡的一切费用，都是由明王朝承担。所以从经济上来看呢，是得不偿失。

从政治上来说，假如它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外交，我们邀请了二三十个国家，从东南亚，从印度洋，从波斯湾来到中国朝贡，可是呢，并不能持久，在郑和之后，他们也不来了，我们也不允许他们来了，那这样和平外交的意义就不能持续了，这样的外交目的何在呢？

潇湘晨报：当您在后记中写下“从此，古代中国和印度洋越行越远，各不相干”时，是怎样的心情，为何会有这样的心情产生？

杨斌：我个人就认为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之后，明王朝再次宣布海禁，导致了我们原来在唐宋时期跟印度洋建立的密切的商贸往来中断了。本来我们跟印度洋的关系可以继续持续地发展下去，我们跟印度洋的关系会非常密切。1433年海禁之后，这关系就中断了。特别令人遗憾的是中断之后这四五百年从1433年到19世纪中后期，我们中国的船再也没有出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导致了我们对印度洋以西世界的隔膜，这种隔膜啊，可以说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触。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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