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却因创立蒙牛而成为亿万富翁。他远离商海尘世，勇敢地在未知的道路上奋斗。如今，他的豪赌落幕，留下的不仅是财富，更是对成功的坚守和追求。他用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有信念和努力，每个人都可以追逐自己的梦想，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功。

对赌协议首次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是在2002年。当年，蒙牛在私募融资时与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英联投资3家投资机构签订了一份让人心惊肉跳的对赌协议--自2003年起，在未来3年内，如果蒙牛的复合年增长率低于50%，那么蒙牛管理层要向投资人支付最多不超过7830万股蒙牛乳业(股票名)股票或等值现金;反之，如果实现该目标，那么投资人要向蒙牛管理层支付同等股份，蒙牛管理层还可将A类股换成B类股，获得蒙牛51%的股份，实现投票权与持股比例一致。

这份“千万对赌协议”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众多媒体将其视为悬在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头上的一把“利剑”。在这种苛刻的条件下,蒙牛只能“搏命狂奔”,若想赢得 7830万股股票，则按照2002年销售收入16.69亿元人民币、净利润0.7788亿元人民币计算，蒙牛2005年的销售收入需要达到56.33亿元人民币，净利润需要达到2.63亿元人民币。

蒙牛乳业于 2004年6月成功在中国香港IPO上市，2004年的销售收入为72.14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3.194亿元人民币，提前一年实现预期目标。2005年4月，摩根士丹利等3家投资机构提前终止了与蒙牛管理层的对赌，代价是3家投资机构向蒙牛管理层支付本金为598.76万美元的可换股债券。这些债券一旦行权，即可换取6263.08万股蒙牛乳业股票，按照当时6港元/股的股价计算，约合3.758 亿港元。

事实上，这场赌局已变成了“亿万豪赌”。幸运的是，在蒙牛管理层与投资人以企业控制权为赌注的第一次博弈中，牛根生的创业团队赢了。"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08年，中国奶制品行业爆出“三聚氰胺事件”，整体遭遇经营危机。虽然牛根生的“万言书”拯救了蒙牛，也得到了资金救援，还收回了用于抵押且即将到期的 4.5%的蒙牛乳业股份，但是，由于“三聚氰胺事件”的持续发酵，经营业绩下滑，现金流量缺口太大，蒙牛再次面临触发股权拍卖条款的危机，中方股东的大量股权将转换给外资系股东。

无奈之下，牛根生引进中粮集团和厚朴基金。2009年7月交易完成后，中粮集团和厚朴基金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共出资61亿港元，持有34 760万股蒙牛乳业股票，占经扩大已发行总股本的20.03%，成为蒙牛的单一最大股东。

牛根生从此失去对蒙牛的控制权。2011年6月，蒙牛创始人牛根生辞任董事会主席一职，黯然离开蒙牛，转做慈善事业。

由于急速扩张，融资频率过高，牛根生“大意失荆州”。

究其原因，在签订投资协议时，投资人不仅要求牛根生承诺业绩目标并签订对赌协议，尤其不利的是让牛根生承诺，10年内，外资系股东可按每股净资产的低价随时增持蒙牛乳业的股份。这样，即使牛根生联合中方全部股东，外资系股东也可以轻松增持蒙牛乳业的股份,加上可换股债券行权低价换股后的持股比例，将大大降低中方股东对蒙牛的控制力，从而彻底架空牛根生。此外，投资人还让牛根生个人承诺，至少5年内不跳槽到其他竞争对手的公司，不得新创立同业竞争乳业公司。也就是说，牛根生即使被外资股东辞退，也不能离开蒙牛重新创业。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是一手创立了企业，最终却被残忍地踢出局。被自己创立的企业踢出大门，瞬间沦落为失业人士，这是非常不幸的事情。然而，失去企业控制权的著名创始人并不在少数。

究其原因，绝大多数出局的创始人在与资本的博弈中遭受失败。在企业发展进程中，经过大规模扩股融资的创始人可能会变成小股东。在融资的过程中，一着不慎就可能落入陷阱，导致创始人地位不保。

商海云谲波诡，一些著名创始人甚至高管团队集体出局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创业者在融资的过程中，应控制融资步骤、频率和规模，对企业未来的财务预测不应盲目乐观，承诺的预期业绩可以积极、稳妥，但不能激进，不要接受过于苛刻的投资条件，在中后期融资时应优先选择财务投资者。除非经营困难、无法实现盈利模式或考虑到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的需要，否则，创业者应尽量避免引进战略投资者，那样可能会踏入行业巨头的战略赛道，他们的投资可能以全面收购为最终目的。创业者应谨慎选择投资者，并在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审慎签订投资协议的各项条款，从而掌握企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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