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的言论引起了广泛争议。据报道，李稻葵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表示，“中国经济正处于严重的下行通道，未来数年将面临严重挑战。”这一言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走势的担忧和质疑，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学界的激烈讨论。李稻葵的言论所引发的争议，也反映出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情绪。

近日，国内著名的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以线上的方式举办。各路经济、金融大咖纷纷登场，为疫情中的世界和国内金融形势、发展趋势把脉开方、答疑解惑。其中，李稻葵先生的发言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登上了热搜。一时间议论纷纷，认可者有，但贬损者同样不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李的几个观点都十分抓眼球，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点：1、现行的严格管控相当于延长每位国人性命10天；2、可以把一线产业工人集中隔离起来进行生产；3、应该给最低10%收入的家庭发放现金补助。

李教授的发言和阐述自己论点的顺序基本就是上面三点的顺序。其中第二点是最为人诟病的，甚至被冠以“集中赢”的不美好解读。这个主意听上去确实不那么令人舒服，以至于许多读者只看到这个论点就对关键的第三点也毫无兴趣。事实上，个人认为，如果说李教授的发言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能就是第三点了。当然，标准是否合理、是否能够执行另当别论。

许多人凭感觉就会觉得李教授的论点“不靠谱”，不得不说这次李教授的发言确实有些草率，甚至出现了基础错误，这与其“首席”的身份不太相符！

第一点，也是整个发言（文章）中最大的败笔或者说漏洞——关于延长10天寿命的推论。

李教授在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建国以来我国人均寿命大幅度增长这个不争的事实后，突然说：“我们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假设……假设因为新冠去世的人平均寿命是60-65岁”！然后得出结论“意味着每个（因新冠不治的）人丧失了10年的寿命，平均到14亿人，相当于每人丧失10天寿命”。

然而，李教授的这个假设真的“可以接受”吗？其实不然！关键是不幸去世的新冠患者的平均年龄到底是多少？李教授为什么“假设”是60-65岁？这个数据从哪里来的？难道李教授不知道他这个假设的数字很可能误差极大吗？

（1）按照世卫组织2021年底的统计，全球新冠死亡患者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我国因相关死亡数量较小，有关部门认为没有统计学意义而未公布完整的统计数据）。美国2021年因新冠死亡者平均年龄约72岁。

（2）本轮上海疫情以来的相关数据报告，上海卫健委公布的数字是截至4月24日上海本轮疫情的死亡病例平均年龄为81.1岁！4月25日的累计数据为82.52岁！而观察之后一直到五月中旬的历日数字，病例平均死亡年龄大多在80岁以上。远远高于60-65岁的“假设值”！

（3）香港，我国的特区，人种、气候条件等与国内（广东地区）毫无二致，抗疫手段介于中美之间吧。据港卫生署公布数字，其因新冠病亡人员年龄中位数（不是平均年龄）是86岁，其中80岁以上病亡者占比71%（70岁以上的比例达到超87%）。因为60岁以下人员占比总计只有4%（不会对平均值产生大的影响），可以推测其平均死亡年龄同样会大大高于70岁。

综上所述，多个渠道的多组数据都与李教授“假设”的60-65岁相去甚远。更何况，即使在没有严格管控隔离静止的时期，我国的民众戴口罩、扫防疫码等基础防疫手段的落实和执行非常自觉，应该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更出色。

把疫情的影响和危害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能够和人民的生命、寿命进行量化关联更加直观和具有意义。但是李教授的算法不严谨，而且出现了基础数据选取上的明显错误。即使初衷是好的、即使得到的定性的结论是对的，却也经不起推敲，很容易给人拼凑或者不实的感觉。李教授在他的发言开头就用了大量的篇幅围绕这个10天的理论做了大量阐述，非常不巧的是所有一切的基础数据取样不准确（不严谨），甚至可以说这个60-65岁毫无出处。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模仿李教授的“假设”法，根据上海本轮疫情或者香港的数据，“假设”这个预计的平均死亡年龄高于77岁，在套用李教授的逻辑和推导方法，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得新冠还能延长预期寿命不成？细思极恐！

归根结底，李教授假设的这个新冠死亡平均年龄不但脱离了大众的认知，而且偏离了无论是国内现状还是海外被认为“躺平”地区的情况，甚至远远低于疫情初起病毒更凶险的头一两年的数据，为人诟病也是意料之中了。

第二点，关于“集中隔离起来生产”的建议。

李教授提出“一线工人”是不是“可以在工厂旁边隔离、一边生产一边隔离”，以便“保生产线、保产业链”。不得不说，“保产业”是我非常认同的观点。但是，李教授的言论就是令人听上去不舒服。保产业链就得把工人隔离起来吗？隔离在工厂干活然后“睡板房”怎么脑补也不是什么美好的场景。隔离在家没活可干、没钱可赚固然痛苦，但是一边隔离一边还得工作、不能与家人团聚、睡在简陋的板房里恐怕也没什么幸福可言。

当然，在这点上我认为李教授的出发点没有太大问题。毕竟，对于大量进入工厂打工的农民工，或者还没有积累下可以保障较长时间生活资本的普通劳动者而言，停工是生存问题，远远比生产环境来得更严峻。但是，即便如此，李教授的设想可能也只是空谈，毕竟产业链之所以称为“链”就意味着不是一两家企业能够涵盖的。即使一部分工厂在隔离中开工了，缺少上游的原材料怎么办？生产出来的半成品没有下游开工的企业购买怎么办？李教授如果想进一步证明其建议的可行性，还是要给出到底有哪些“一线工人”所在的工厂可以“隔离开工”才好。

第三点，忽略了最广大多数的第三产业从业者的诉求。

李教授只是说产业链要保，但他没有说的是服务业怎么办？或者说，最大多数百姓的生计如何保？仅仅靠李教授所说的给10%最低收入的家庭发放补助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毕竟中国有7.5亿就业者，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需要打工赚钱养家的。

“隔离开工”针对的是（工业）产业链上的一线工人，我国第二产业的从业者仅占7.5亿人的略多于1/4。而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的从业人口达到了将近1/2，同时贡献了超过一半的GDP！这里面有零售业、餐饮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咨询业、医疗行业、体育产业、文娱产业、信息行业……等等，这些人有没有办法边隔离边复工呢？除了软件服务等少数可以远程操作的领域外，绝大多数恐怕很难。

这一点也许是李教授的言论不能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同的“人数基础”吧。

当然，李教授只是一位经济学者而不是施政者，他未必有能力获得最全面的信息（比如医疗方面），也没有义务给面临疫情侵扰的整个社会开药方。我们只是就事论事地试图分析李教授推论方法的不严谨，却没有必要过分苛责。而寻找和发现各种思路中的错误或者失误的过程，也许能帮助大众获得更多的信息和思考机会，在这个艰难时期开拓思路总归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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